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历史成因和特征考

川南黔北地区是今天中国白酒的最重要产区。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形成是以这个地区内独特的自然、文化等资源背景为前提的。酒文化作为该地区重要特色文化,具有独特性、稳定性与多样性特征。这些特性的形成与该地区优良产酒自然条件、民间尚酒氛围、稳定宽松酒业政策和酿造科技密不可分。在历史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地区酒文化又受到外来文化、政策方面的影响得以强化。反过来,这个名酒地区的形成对川南黔北区域内建筑艺术、文化景观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川南黔北地区传统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中有 6 0 0 0多首咏酒及与酒有关的诗 ,酒中或酒后创作的诗数量更多。酒是促进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诗中有充分的体现。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有两个层面 ,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 ,一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诗与酒也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酒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诗人的心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苏轼与宋代酒文化

酒是一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复合体。酒文化现象丰富多彩，且独具魅力。本文通过对苏轼“酒诗”的例释，旨在透视宋代酒文化的一些主要特点，探索酒与苏轼的人生及文学创作的关系。     

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

唐代诗人大多好饮,杜甫在继承前人嗜酒狂放的传统之外,将“穷愁”引进原本高雅的酒文化,并赋予“酒”以全新的内涵,他的酒诗以“俗化”、“穷愁”为外在标志,但其精神内核却是阔大疏朗、坚韧深沉的,打破了传统酒文化在疏狂外衣掩盖下的汲汲于个人得失的狭隘,体现了文化承载者自觉的殉道精神。     

醉翁之意不在酒──浅谈“陶酒”的独特个性

中国文化根抵属农耕文化,用粮食酿造醇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甲骨文中便有了“酉”（酉：古“酒”字）的记载。酒所具有的致醉功能使人进入一种独特的感觉世界,并由此而在历史的思想精神发展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酒文化。由于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心境之一“迷狂”和想象、激情等因素相吻合、相联系,因此酒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文学史上,酒文之缘的例证举不胜举,著名的如一代英雄曹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酒文慨叹;诗人曹植唱出了“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食若填巨…     

为文不在多,一颂了伯伦——从《酒德颂》看魏晋之际酒文化的本质

刘伶的名作《酒德颂》真实地袒露了其内心世界,是他的一封自白书。本文从《酒德颂》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抒发的情感两方面来还原刘伶以酒为务、遗落世事、睥睨礼法之士的狂狷性格,并以《酒德颂》为窗口探究魏晋之际酒文化的本质。     

酒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酒与健康》一书述评

王宗生同志主编的《酒与健康》一书（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其独特的风姿，步入了我国年轻而多彩的酒文化艺苑之中。本书主要从医科学的角度，系统而又简明地介绍、阐述和评价了酒与人体健康、酒与精神健康之关系，这在酒文化的研究中，恐怕还是拓荒性的。编者以现代医...     

从日本谚语看日本酒文化

谚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智慧的结晶。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日本酒文化源远流长,日本人不仅制造了口感细腻纯正的清酒,还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内涵丰富的酒谚俗语。这些酒谚,一部分出自中国的古代典籍,明显带有中国文化思想的痕迹。其中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型的酒文化精神对日本的酒德、酒礼等影响深远。同时,日本民族独特的酒文化特征也在谚语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比较而言,日本和中国酒文化大同小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李白与唐代酒文化

李白与唐代酒文化葛景春一唐诗与酒酒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颇有份量的一席之地。尤其在中国诗歌中，它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吟咏对象之一。唐以前的诗人中，在他们的诗歌中几乎没有不言酒的，像魏晋以来的著名诗人，如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都是以饮酒、咏酒驰名的。诗至...     

李白诗歌中的“星”意象研究

李白诗歌中有许多鲜明的意象,如山、水、月、酒、柳、船、云、星等。这些意象描写生动,寓意深刻,是诗人生命意识和文化特质的重要载体,也是其独特人格意识、卓越生命体验的再现。通过对李白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星"意象进行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星象学的联系,进而剖析"星"意象与诗人的人格意识间的深刻联系。     

《诗经》与先秦酒文化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述。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同时,酒被称为＂百礼之首＂,也出现在大量的诗、词、赋中。《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其中的雅、颂两大部分中有大量的与酒相关的诗句,从这些酒诗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酒文化特点。     

李白另类人生及其创作动力揭秘

八世纪以来,李白以其浪漫主义诗歌,备受世人追捧,无论是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境界,都开创了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为此他也被后人景仰、神化、仙化、异化。但我们透过其诗歌只看到他人生的一面,要全面还原认识李白,须从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的角度去整体考察。文章以巴蜀文化为基点考察李白的"民间性现象",以及服丹对他创作狂想的刺激作用,并指出他的创作动力或来自于这种药理作用。文章推翻传统认识,在全面观照李白生平的基础上,大量搜集、引用可靠材料,融入对李白的总体论述中,力图以材料说话,论证李白身上的"民间性",及出蜀后,不容于中原官方正统文化的悲剧人生。但这恰恰造就了他成为了不同于杜甫这样的中原诗人的大唐"孤星"。     

周馥与李鸿章

周馥在治水、兴工、办学、外交等方面均有成绩,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这固然与他个人的修养、胆识、才干有关,但与李鸿章的识才和重用是分不开的。周馥入李鸿章幕府,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两人能够结成如此密切长久之关系,一方面周馥为了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同时依附李鸿章以图发展,另一方面李鸿章欣赏周馥的办事能力,同时希望依靠同乡关系互为依靠庇护以巩固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012年李贽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近几年,对李贽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化,无论是治思想史的专家,还是研究史学和文学领域的学者,都有新的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2012年9月召开的李贽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是对李贽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与会国内外学者围绕李贽的思想启蒙,文化品格,毁誉参半的巨大争议,耿李论争,编纂书籍与文学创作、学术论战,地域与思想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学术研讨。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世界历史坐标里,不仅进行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也有汉文化圈的横向考察,对李贽的思想贡献、历史定位进行了再思考,为反思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此次研讨的问题,不仅角度新颖,各具特色,而且涉及的主题广泛和深刻,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读,体现了当今国际学术界对李贽研究的重视。      

黎庶昌“使外文学”作品的新因素及其对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意义

黎庶昌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也是晚清最早常驻欧洲的外交官之一。黎庶昌以东西方异质文化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使外文学”作品,为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散文鲜明的学者化写作风格,成为20世纪“文化散文”的近代滥觞。因此,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论西方美学与李泽厚美学渊源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典文化是“以乐为中心”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有着西方“游戏说”、“快乐说”的影子;李泽厚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也来源于形式主义美学,他在其理论形成的后期提出了“度”的概念,主张用历史本体论反对任何精神心理实体的存在,这一思想的转变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符号论美学中艺术不是个人情感的自我表现,而是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殊符号的“情感符号”理论也得到了李泽厚的重视,因而其实现了从群体性向个体性、必然性到偶然性、理性向感性的学术转向.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同样影响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     

“酒”意“词”情——易安词的“酒”意象及其成因

李清照作为两宋之交著名的女词人,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其词作中多处提及"酒"这一物象。但面对同样的"酒",词人却写下了表现不同情怀的词作,这跟词人自身的人生经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通过从诗酒文化中"人"的境界,来阐释李清照词中"酒"意象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