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数智赋能农村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衡南县D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

当前农村协商治理面临主体缺位、官方主导、协商结果满意度差等现实困境。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采用数智技术解决协商治理难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赋能理论和“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考察了农村协商治理中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路径。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智技术通过虚实场景再造、沉浸式体验、村务“云扩散”的心理赋能机制,唤醒乡村集体记忆、增强参与效能感、培育公共精神,提升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通过数智平台拓展协商渠道、共享议题信息、回应民众关切等结构赋能机制,突破了村民参与的时空阻隔及知识结构、权力结构限制,提升了村民的参与能力;通过成果分配共商、决策过程公开、共创结果公示的成果赋能机制,增强了村民的参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数智技术的有效赋能有助于农村协商治理中集体共识的形成。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以浙江省实践为例

实现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是关键路径之一。数据承载的信息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催生、激活和放大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普惠效应,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赋能机制、共享机制以及均衡机制,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具体实践包括:高水平规划引领数字乡村顶层设计,数字赋能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以及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但是,数字乡村建设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具体包括:代际与阶层数字鸿沟问题,隐私泄露风险问题以及数字乡村建设资金、人才等资源相对缺乏等,需要通过强化数字乡村顶层设计,加强政企合作;创新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数字技能和素养以及规范政府数字监管,合理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等路径来更好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治理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素

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实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治理角度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明晰共同富裕治理的构成要素,才有可能找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善治是共同富裕治理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共同富裕治理的标准,内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客体复杂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过程制度化以及治理评价综合化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共同富裕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上处理好上述各治理要素间的有效连接与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共同富裕治理5个要素及其特征可知,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本遵循,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治理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通过党建引领、载体创新、数字赋能增强共同富裕治理主体能力。研究表明,面对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风险,需要以治理思维应对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走向合作共治是未来共同富裕治理面临的现实而必要的选择。     

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及系统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场域,乡村生态振兴是民族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从理论维度看,经济增长理论、精神生产理论和生态正义理论为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机理。通过聚焦自然资源的财富属性促进经济发展,助力民族地区乡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生态文化的精神产品生产与再生产,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构建,促进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从实践维度看,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面临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文化传承、生态组织管理、生态主体协调、自然环境安全等诸多挑战。未来需要树立系统治理的思维方式,注重前瞻规划,坚持全局意识,促进多元协调,实施整体推进,以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质增效,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标准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城乡居民都能平等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果。面对长期以来乡村发展滞后的现实矛盾,着眼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党和国家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抉择,这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抓手。标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推进标准化建设具有基础性、引领性价值。标准化维度的适时提出,反映了党和国家正在有意识地对乡村振兴进行方向调控,使之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究其内在机理,乡村振兴标准化有助于优化共同富裕进程结构、奠定扎实的社会质量基础、提供高质量发展的抓手、推进城乡实质性融合,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在现实路径上,乡村振兴标准化将通过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乡村生活建设标准化、精神文明体系标准化、社会治理机制标准化,凝聚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品质提升、观念革新和社会善治的现实动能,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逻辑

以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实践过程。共享发展强调物的普惠与人的包容，凸显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性，是追求共同富裕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提条件。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旨在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保证。共产主义是践行共享发展和追求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为践行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价值引领，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从“核心-边缘”到空间正义：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减贫工作重心已经从脱贫攻坚转向共同富裕。聚焦乡村旅游情境,基于“核心-边缘”与空间正义理论,以江西婺源李坑村为案例,剖析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的空间非正义表征与机理,揭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与路径。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回流、人民主体性回归、空间秩序再建构、物质与精神双重发展是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价值互嵌的底层逻辑。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源于地理、产业、资源、决策等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空间结构引发边缘群体的多元化涌现。治理乡村旅游地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多维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从空间结构、主体关系、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构建乡村旅游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模式,保障边缘群体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权益的平等共享,最终实现乡村旅游地空间的区域正义、阶层正义、资源正义与权力正义。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法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全面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行动规范,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享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农业强国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稳固根基,推进共同富裕成为诠释执政党治国理政奋斗历程的最佳注解。劳动创造幸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绿色生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医养结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民生保障,在共同富裕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最佳的人权表达。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遵循,扩大社会公众参与范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路径,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监督。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后全面小康时代绿色治理助推乡村共富的逻辑进路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和人民的新追求。在后全面小康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仍然是重点。绿色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蕴含的价值追求和技术理性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研究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针对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政策制度惯性,在推动乡村共富的进程中,应从绿色治理的可持续性、多元性、整体性、多维度等理论诉求出发,遵循从运动模式转向常态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从以村为主转向城乡融合、从帮扶导向转向改革导向的逻辑进路。与之相衔接的是,要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包括法律法规保障、产权制度改革、生态产业发展、试点政策配套、村级党建引领等,以此打破制约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制度障碍,构建与共同富裕相适应的绿色治理机制。     

居业共同体:乡村共同富裕的建设图景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归宿,当前研究多重视乡村制度帮扶与主体联结以实现物质富裕,忽视了乡村生活世界之于共同富裕的情感价值。基于安徽源潭的实地考察,将乡村生活系统带回研究视野,其与乡村生产系统共同构成了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研究发现,通过在生活之“居”与生产之“业”间建立空间连接、关系传动、资源嵌合的联结机制,可以有效实现乡村居业空间平衡下的共同生活、居业关系传动下的先富带后富、居业资源嵌合中的互利共享,呈现了共同富裕情感性、经济性和共享性的三重特征,既凝练了乡村共富的实践路径,也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因此,构建居业共同体是推进乡村全体人民迈向全面共同富裕行之有效的建设路径。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数智时代广告产业的伦理审视及治理路径

数智时代，广告产业经历内容创作从人工设计到智能生产、传播场景从有限媒介到无处不在、分发规则从无差别到精准营销等一系列智能化转变。数智技术为广告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也引发一系列科技伦理隐患，主要是隐私危机与难以满足的安全需求、信息茧房与逐步丧失的归属需求、算法歧视与无法达成的尊重需求、创意阶层被取代与难以满足的自我实现需求等。基于广告治理视野，可通过政府行政治理、行业自我治理、舆论监督治理三方面重塑数智时代的广告伦理。     

共同富裕视角下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路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和普惠效应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广东省通过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农业”的方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数字+公共服务”的方式助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建设数字乡村的过程中，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数字鸿沟”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因地制宜逻辑思维，强化数字人才支撑，推动数字资源下沉的方法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技术治理视角下我国乡村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然全面展开，技术治理的技术应用快速更新，但存在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治理技术水平仍需提升。技术治理和技术应用的耦合是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效能提升的关键。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应用、主体性价值、安全防范等，最终形成“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治理框架。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