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侍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邮电基础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体现在报刊发行量、舆论界自身定位、受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等多个方面,至于形成这一现象的邮电基础,主要在于邮政、电政等事业的发展。其中邮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邮政各局数目、邮件数、邮政汇兑量、包裹数的增加;电政方面的发展,表现为电政局盈利、收发国内报次数、收发国内报字数的增加,以及电话事业的推进。铁路航运也是影响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因素之一。清末邮电通信事业的大力发展,以及铁路航运的进步,为报刊新闻传输速度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撑,推动了舆论的放大效应。     

民国初年交通部推动电政营运发展述略

民国初年（1912～1916年）交通部对电政营运发展的推动,表现之一是开展、规范业务。开展业务主要是购置设备等;规范业务方面,针对各项电政事业处于无序状态,特别是有线电、无线电等业务线路堵塞已成常态,交通部以电报为重点,通过制定章程,对电报、电话、无线电等电政各项业务进行规范。表现之二是在资费方面进行整顿,针对电政的营业收入大部分来自有线电以及电话,不仅对价格努力进行控制,而且通过限制官电,形成了对价格、收费、盈亏等一系列的经营与统计,促使电政收入有所增加。民初交通部在电政营运方面所做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     

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

我国电政事业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1916年间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交通部的努力至为关键。以电政基本建设为例，交通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之一是规划线路，其特点首先是设计追求实用性，这既与民初我国交通依赖外人、应“列强的要求建线”有关，又与各条国有线路的支线几乎都靠地方局自筹资金，新线建设则靠几个局筹款，因此在规划中大量出现已有路线的延长工程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电政业务如有线电、电话、无线电等，在民初均未出现应有的大统一局面，设计主体趋于多元。体现之二是统一标准，包括相关组织的创设以推动统一标准的制定、改进细化标准两个方面。体现之三是清查线路障碍。总体来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邮传部与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10年。以邮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调查、统计与计划,制订邮政政策与章程,发展地方邮政、联邮等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邮政业在内的交通建设革命是不可小视的因素。     

清末民初宁绍地区县自治财政的结构与运行

随着清末民初县自治的推行,在国家财政之外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县自治财政,其收支有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定。收入主要是县税、公款公产收益与杂捐税等,支出主要是教育费、警察费、慈善费、实业费等。在运行中,自治经费支出实行的分权制衡原则使县自治经费得到了良好监管。预算决算制度的建立、财政的公开使县自治财政的收支比较透明。县自治财政已具有近代财政的特点。     

论清末学田的危机应对

清末学田出现了危机,对此政府采取了三项举措,一是劝置学田,主要是四川为代表,并落到了实处。二是查办学田案,包括侵夺学田及学田纠纷两类,其数量之多也体现了清政府对解决学田问题所做的努力。三是拨田和学田充费,拨田就是划拨田亩作为学田,或将学田的收入划拨为教育发展经费;学田充费就是将原来的学田作为新兴学堂的经费,以免资源流失。在今天看来,清政府的应对手法并无大碍,只是效果不佳。民国时期,学田危机仍然存在。     

张謇与清末民初的经济立法

张謇与清末民初的经济立法的关系是双重的。作为一名实业家，张謇在投身实业过程中深感法制不备对工商业的影响；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自身又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立法的进程。文章围绕这两条主线，介绍了清末民韧的经济立法，评述了这些立法与大生企业建立发展的关系，并希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法律、经济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     

新建陆军近代化浅探

清末新建陆军是一支完全不同于旧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的近代新式陆军。它的创建，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为清末全国军制改革提出了蓝本，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简论我国国有资本的运作模式

纵观我国国有资本运作模式的演变可得出构建新型的国有资本运作模式的基本思路，应是遵循价值型管理、股权化配置、市场化流动的原则，盘活国有资本，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前国有资本三级授权经营模式仍有待改进与完善。“国民投费基金”运作模式可作为我国国有资本运作的目标模式。     

洋务巨擘盛宣怀的生前身后——兼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盛宣怀是清末著名的官僚、实业家,观其投身洋务,力行新政,经世致用,不可谓无功;但因其多钱善贾,积累巨资,及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又屡招清议抨击。其身后声誉,更是褒贬不一。在其评价上,史学界与时浮沉,无所建树,委实折射出历史学的流弊。     

脱蛮入儒:19世纪土家族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转型

本文认为,经过“改土归流”后的百余年努力,无论是从儒家文化视野还是从土家族自身的民族认知方面看,土家族都已“脱蛮入儒”,实现了华夏认同与社会转型。这一文化认同与社会转型是由国家的制度安排促成的。正是有了这一转型的社会基础,才使土家族在20世纪的现代征程上走得比较主动与自觉。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

旨在落实培养“学生—译员计划”的京师同文馆,一般也被视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有人甚至将其作为洋务派更为宏大的教育改革、政治改革计划的开端。但是,同文馆努力试图在外国语言学校与西方化的近代学院之间、在西学与中学之间保持的平衡,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出来,也不是所谓的在语言学校的掩护之下来试图对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官制度进行的“改革”,而是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探讨同文馆在自我定位和实际处境之间的不断谨慎调整之原因并对其过程进行解读,对于同文馆与晚清“学生—译员计划”的重新认识,乃至对于十九世纪后二十年所发生的中学、西学之争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中国近代国地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

将中国国家财政划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中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明显标志之一。从晚清开始 ,中国仿效西制酝酿、试行划分国地财政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确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并在推行中取得一定成效 ,使中央财政由割裂渐趋统一 ,使地方财政由混乱渐趋规范 ,并带动了预算制的推行 ,从而使现代财政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同时 ,这一制度也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特色 ,由此而使制度本身带有难以克服的弊端 ,如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 ,地方越权行为严重等 ,从而产生一系列负效应。     

晚清中外陆线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谋求中国内陆的电信利权,使用各种手段,或劝说中国设线,或求中外合办,或请自设,并期望将陆线与海线相接,建立起符合其利益和需要的电信网络。而清政府则坚守陆地设线权,极力拒阻列强在中国内陆设立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积极收回外人所设立的侵权线路,并以发展中外陆路边界接线来谋求或争夺经济权益,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电信利权。     

从"田旻如案"看清初民族地区法律实施的变通

清初对鄂西容美土司田旻如一案的处理有依照大清法律严格执行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了清廷对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政策变通实施的特点.它对当时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清政府此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均产生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清朝廷在政治上处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成熟.     

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开始致力于扩充在华电信力量，晚清政府拒阻海底电报登陆及在中国陆地设线，但由于缺乏领海权意识，并不禁止外国在中国沿海海底敷设电报线缆。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面对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进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海底电报登陆控制权。     

晚清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变迁——以重庆消防管理为视角

晚清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历了从一体管理到合作管理,再到专职管理的变迁,这两次转变过程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有不可替代性;亦反映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地方政府自身存在的矛盾性与不平衡性。从政府管理职能角度来探讨传统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研究较为薄弱,而其中鲜以个案城市为切入点。以重庆消防管理为视角研究晚清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历程。     

清末法制的现代化转型初论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进行了法制改革,清末的法制改革促使中国的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型,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奠定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