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武王伐纣灭商具体时间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兼论其他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

司马迁在其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中,关于周武王伐纣灭商年月日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处: 《殷本纪》:周武王于是遂率诸 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 日,纣兵败。” 《周本纪》:“乃遵文王,遂率 戈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直接涉及武王克商的重大史实,记载周武王"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有)商","岁鼎"即"岁正","克闻"犹"克殷".全句意指周人于夏历的岁旦之日打败殷人,清早占领商城.而旧释多不可据.     

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两篇铭文,《利簋铭》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天亡簋铭》记载了灭商之后十二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众神的事件,出现了三线索叙事,使用了抒情手段和修辞格,构建了立体叙事场,显示了明显的写作艺术追求。两篇铭文开创了西周私人写作的文化传统。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

根据《武成》、《世俘》月相日辰及《利簋》天象，通过求朔日的方法，得出武王伐纣于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９日出发、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克殷、２月２４日归周的结论。武王伐纣之年，是商、周年代的基点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批铜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利簋》,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 珷征商,住(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耳)(昏)夙又(有)商。辛未,     

殷代后期都城-殷及殷墟

商代后期的都城“殷”,也称“北蒙”,从公元前十四世纪盘庚迁都到这里,到纣,曾长期是殷王朝的国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这里,曾经是一个繁盛的都市,人口集中,手工业发展,     

《史记·周本纪》“不显亦不宾灭”考

“不显亦不宾灭”是《史记·周本纪》中的关键文句,对理解西周武王时期的活动至关重要,但文本正写尚有争议,已有解释也不够完善.与《逸周书》及《随巢子》对校,此句应正写为“不顾亦不宾灭”,其含义为武王认为商既没有充分照顾先代遗留的旧势力,又没有及时伐灭他们,所以一直到周初都还留有隐患.依此解,《周本纪》后文“志我共恶贬从殷王受”与“存亡国宜”两处长期存在争议的文句也可以相应读通.由此可知,周武王立国之初即深知旧族问题是政治隐患,除了安抚之外,也考虑过威服的方面.     

再谈武王伐纣进军路线

笔者在《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中,对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作了初步探索。今再根据《苟子·儒效篇》:“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     

论《洪范》篇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纲领

《尚书》除晋人伪造部分外,其余篇目均可作为研究古代史料的依据。《周书·洪范》尤富史料价值。据本篇《书序》对照《史记》的《宋微子世家》、《殷本纪》等书,武王养老尊贤,“释箕子之囚”,载他回国,向他问政,箕子即以“洪范飞畴”告诉武王。“九畴”总括了商代奴隶主国家哲学、道德、官职、天文历法、君主专制、施政手段、宗教卜筮、气候征象、法律赏罚等九个方面的“彝伦攸叙”,堪称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纲领,而以王权和神权、即政教结合为其中心。本文拟将全篇归结为阴阳五行、自然科学、君主专制、施政手段、设官分职、王权神授、道德规范、天人相感,卜筮决疑等九个方面试加论述,以就教于高明。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武王代商的重大史事,史料价值极高。本文通过字词训估,对“钺鼎、克昏、夙(宿)有商”等记载武王伐商过程的叙事之辞进行考释,认为“钺鼎、克昏、夙(宿)有商”这三个短语的主语承铭首“武征商”而省略,“钺鼎”,描写武王伐商时手持铜钺,正位而立,代天行罚的形象;“克昏”,记武王责问昏庸的“商纣王”的结局——最后占领了商都。     

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殷商都邑殷人自称为商。甲骨文记商王田猎从外边回到都城,每言“入于商”甲骨文出自殷虚,这是商代的后期都邑。《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五年更不徙都。”在此以前,商人是经常迁都,不常厥居的。殷虚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项羽本纪》说章邯与项羽期会于洹水南殷虚上、可知殷虚为洹水所围绕,其遗址在秦汉之际还是为世人所共知的。《尚书序》也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束晰谓壁中《尚书》作“将始宅殷”。在纣王时祭大乙与妣丙的《(?)其卣》中谈到“佳王二祀,既献于上帝”。卣文有字,此字上半部象牌楼形,古称为桓,下半部即为殷字。在字形上反身为殷,其字象人形,可能即人     

《史》、《汉》句读商榷二则

近读《史记·殷本纪》、《汉书·艺文志》,疑两处句读有误,特商榷如下:一、《史记·殷本纪》:“祖己曰:‘唯天监下典厥义。’”(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尚书·高宗肜曰》作:“祖已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故《史》例应读作“祖已曰:‘唯天监下,典厥义’”译成现代话是:“祖己说:‘上天考察下民,把义作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霸王何处“别妃”

偶读《中国皇城·皇宫·皇陵》系列丛书之南京卷《金陵十朝帝王州》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见到一句关于项羽溃败乌江的记述,不觉顿生疑惑。其原文如下:“其后败退至安徽和县一带,被刘邦逼困,终于在乌江(今和县乌江镇)演出了—幕‘霸王别妃’自刎而死的悲剧。”霸王别姬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姬”即虞姬、虞美人,《史记·项羽本纪》及《汉书·项籍传》中都载有其事。前引文中的“妃”如果是指虞姬的话,那么首先是“别姬”的     

《利簋》释文商榷

<正> 关于《利簋》,张政烺、于省吾,商承祚三先生皆有释文,各有所得,惟皆有未能犁然当心之处。谨陈管见,以就正于诸同志。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武王)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辛末,王才(右)(?)(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方亶)公宝尊彝。”商承祚先生则以“朝岁”连读,以“鼎克”两字为句,“昏夙有商”四字为句。于省吾先生则以“岁鼎克闻”为一句。余与张先生同。谨按:首两句当如张、于两先生读。商先生以“岁”训“时”,并以与“朝”字连文,今按“朝岁”连文,古时似无此语例。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文化交流述略

文化社会学认为,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巨大动力.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这种文化交流以及在各自国家、民族中形成的文化整合,为创造发展东南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以探讨.一 周秦时期中朝文化的早期交流远在周代之初,就有“箕子去国”的传说.《尚书·洪范》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世家》亦云:“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朝鲜《三国遗事》也有类似记载.周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