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言》拾零

汉扬雄著,晋郭璞解《方言》卷十一:蝉,楚谓之蜩(郭璞注音调)宋卫之间谓之 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音良)蜩…… 按:蝉,今音chn。根据清代古音学大师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说,上古之蝉字,其声母当为舌尖音,即归“端”纽。今从《方言》十一卷给我们两点启示:     

关于成都话舌尖后音声母的调查

五六十年代记录成都当时实际语音的《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和《四川方言音系》表明:成都话舌尖擦音、塞擦音只有组一套声母,没有对立的组声母。调查表明:世居成都的老年人“语音分辨舌尖前后”。舌尖后音声母还残存在部分六七十岁以上老年成都人的口音中。对声母的保存与否影响较大的几项社会控制因素依次为:年龄、民族、性别、居住区域。老成都话分的类型属“南京型”,读二组音的字方法与《西蜀方言》一致。     

崇阳方言声系中的几个上古音特征

湖北崇阳地跨鄂、湘、赣三省交界,其方言属于赣语大通片,依上古音类学对其方言声系分辨,可见它含有几个明显的上古音特征,如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章组近端、庄组近精、来母近透彻等。     

中古知、庄、章三组声纽在同心方言中的演变

中古知、庄、章三组声纽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方言中的发展演变是不同的。我们根据《方言调查字表》中古音系统的声韵配合关系,以《同心方言研究.同音字表》同心县北片回民话读音为准,列表、分析、归纳,认为：中古知、庄、章三组声纽在同心方言中依古韵摄、等、开合口的不同,演变为ts组和t？组两套声母,且知组和庄组、知组和章组演变为t？组都有合并的现象;中古知、庄、章三组字在同心方言中的今声母既不是全部读为t？组的济南型,也不是典型的昌徐型和典型的南京型,而是介于昌徐型和南京型之间,比北京话更倾向于南京型;同心方言中读为ts组声母的字在普通话中有一部分读为t？组声母,是受中古知、庄组在同心方言中开合口和等、摄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合变化的沉淀,是与在普通话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表现不同造成的。     

江西赣方言精庄知章组声母的历史层次与语音性质

18世纪中叶江西临江方言韵书《辨字摘要》、19世纪初南昌童蒙识字课本《类字蒙求》直音和20世纪初江西高安人涂锉《国音四种》"改正土音法"所记录的高安土话反映,现代江西赣方言精庄知章组声母类型"知三章:知二庄精"代表了较早的历史层次,现代赣方言知三章组声母读舌面音反映了早期的读音。将江西赣方言历史方言文献与现代方言语音特征加以比较,可进一步揭示现代江西赣方言知三章组声母读t、th的现象不是古音的遗留,而是知三章组声母读舌尖塞擦音以后发生的音变现象。与部分江西赣方言区精庄知二组声母读t、th的性质一样,都是通过舌尖塞擦音ts、tsh丢失擦音成分的方式演变而来。这种音变现象发生在同一阶段古精庄知章组声母类型不同、历史层次不同、来源不同而声母读ts、tsh的音节中,因此,江西赣方言精庄知章组声母读t、th的现象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论上古汉语中的匣母字

论上古汉语中的匣母字刘冠才自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古人多舌音”、“古影喻晓匣双声”后，中外学者对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迄今为止，对上古汉语的声母...     

厦门、泉州、漳州的语音差异

厦门、泉州、漳州位于福建南部,三地区所说的方言皆属闽南方言,但以厦门为闽南方言的代表点。尽管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但内部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本文以厦门音为中心,从中古音《广韵》的角度出发,分别比较三地声韵调的差异。一、声母厦门、泉州、漳州的声母基本上符合传统韵书泉州黄谦编著的《彙音妙悟》和漳州谢秀岚编著的《雅俗通十五音》的系统,即柳、边、求、气、地、颇、他、曾、入、时、英、门、语、出、喜。三地同异如下:     

从城阳方言看《中原音韵》知庄章三系声母的分合

中古知庄章三系在城阳方言里合流为两组不同的声母,而《中原音韵》里来源于中古此三系的字的声母归类和城阳方言有着很强的一致性,表明《中原音韵》时代,知庄章三系声母的实际音值是合流为两类的。     

晋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演变

文章对古全浊声母在今晋方言中的四种类型进行了探源,认为今读送气清音声母的最早源头是唐五代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所代表的西北一支方音;今读不送气清音声母的最早源头是唐五代注音本《开蒙要训》所代表的西北一支方音;与北京官话相同的类型,最早也曾受到汉藏对音《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的影响,但最早的源头只能是北宋《皇极经世书声音图》所代表的音系;与北京官话相反的类型,则可能是前两种类型的混合体。     

客方言与赣方言之分野及其内部差异

要讨论客方言的内部差异,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客方言?从语音上看,客、赣方言古(中古,下同)全浊塞、塞擦音声母无论平仄今变送气清音。故有人认为客赣应合称一大方言,如罗常培《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P20“有客家方言的有罗常培的《临川音系》、董同和《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杨时逢《台湾桃园客家方言》”,然亦有认为客赣应分为两大方言的,如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张琨     

宁波腔普通话说略

宁波腔普通话是指宁波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掺杂了宁波话成分的地方普通话。具有如下特点:舌尖前声母和舌尖后声母不分,r声母读不准,把清声母错发成浊声母;eng、en混淆,ing、in相混,卷舌元音与儿化读音不准确,“啊”的变读存在缺陷,介音u掌握欠佳,鼻音韵尾丢失,复元音误读成单元音;舒声调值和入声调受宁波方言影响。     

评黄锡凌《粤音韵汇》兼论广州话标准音

文章认为《粤音韵汇》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编写的广州方言同音字汇，对粤语研究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指出《粤音韵汇》所拟定的声韵调体系是通行20世纪的广州话标准音，穗港两地出版的广州音字典字汇皆沿用它的音系；同时从声母、韵母分别论证粤音韵书《分韵撮要》不能代表广州最通行的音，并通过现今方言调查材料分析，指出《分韵撮要》所代表的只是比广州话范围更大的“广府话”。     

高本汉知照两组音值拟测述评

《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二章中,高本汉既否定了荷兰汉学家沙昂克(Schaank)的知组照组分别是端组精组软化音的说法,认为:端与知及精与照的区别比单纯声母与腭化声母的区别要更为彻底,知照这些音不是简单的舌尖音二类,它们的发音部位很大程度上在齿龈后部与前硬腭,这是多数汉学家所承认而且在现代方言中有很多这些音的后代可资证实的。于是把发音部位在齿龈后部与前硬腭的塞音、擦音与塞擦音临时写作t_2、d_2、s_2、z_2、t_2s_2、     

试论玄应《一切经音义》中的舌音声母

关于《玄应音义》舌音的分合,诸家有不同看法。综合运用反切比较法、概率统计法和译音辩讹考察法对《玄应音义》中舌音声母进行穷尽式研究可以发现：《玄应音义》中舌音混注比例低,端知两组应该分立;从概率统计看,舌头音和舌上音属不同类别;从玄应注音体例和实际注音情况看,舌头音和舌上音区分清楚,没有混同;玄应为“文字品”比声中上咢声和舌头音代表字所作注音显示其语音中知、端组分立;译音词新译与旧译间对音用字的差异显示玄应语音中知、端二组声母有别。由此可以确定：《玄应音义》中作为声母音位,舌上音已经分立,少数后世的舌上音字残留读舌头音的现象。     

论章太炎的古声纽研究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作为清代古音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不仅在上古韵部研究上贡献卓著,而且在上古声纽研究方面也创获良多。章氏的上古声纽研究,在承袭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结论的基础之上,根据典籍文献语言用例及个人的审音经验,将传统的三十六字母进行重新的分合归并,即：娘日归泥、精组归照、喉牙互易、喻母并影,提出了汉语上古音研究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声母系统,解释了其间的声转关系,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章氏的上古声纽说,与其上古韵部说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形成了声韵兼顾、正变互补的古音研究。这种古音学说与其“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一道,共同组成了植根于汉语汉字特点、具有鲜明中国语言文字学特色的字源学理论体系,为其后撰作系联《说文》同源字族的《文始》奠定了必备的理论基础。     

《台湾十五音辞典》语音系统的复杂性及其成因

《台湾十五音辞典》是一部闽台闽南方言韵书辞典,编著者为台湾省云林县斗六镇的黄有实。其语音系统并不是单一的斗六方言,而是在斗六方言基础上"大量收录他乡别读"的偏漳腔闽南方言综合音系。《台湾十五音辞典》的语音系统极其复杂,既沿袭了闽南传统"十五音"韵书,又有自身独特创新之处;既有韵书编撰原则、目的的原因,也有著者生平经历的原因。     

《新订中州全韵》音系研究

《新订中州全韵》的音注来源于《中州全韵》、叶以震《中原音韵》等书。声母系统保存全浊音,韵母系统与周德清《中原音韵》等其他曲韵书相比最大特色是新创了"知如"部,其韵母为。该书音系在一定程度上从多个方面反映出了作者周昂方言语音的影响。从音系上看,此书是一部既承袭曲韵的传统,又继续受吴方言影响的曲韵书。     

闽东、闽南土白语汇的语言年代学考察

以《福安方言班华字典》、《英厦辞典》(简称《班华字典》)中的词汇为基本材料,尝试对19世纪的闽东、闽南方言进行语言年代学考察。     

壹 四川方言的音类和音值

I 导言我们整理四川方言音系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先处理每一个调查点的材料,确定第一个调查点有多少声母韵母声调,列出各点的声母表、韵母表、声调表;然后综合起来得出150个调查点的声母、韵母、声调的音类总数,并根据各点的实际读音,对每一个音类进行综合概括的音值描写。现在为了读者了解的方便,我们把四川方言音类和音值     

西洋传教士的福安方言研究概述

明代以来,地处闽东的福安,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的最佳切入点,是福建省天主教中心。为了便于传教,当时进入福安传教的多明我会士十分重视对所在传教区语言的掌握,福安话自然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过程中重点学习和研究对象。《七音字汇》和《班华字典》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两本福安话字典。这些字典的编撰,客观上保留了一个多世纪前福安方言的原貌,为我们探究福安方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