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的司法公正

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社会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则必须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底线。和谐社会的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传媒自由、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传媒自由、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相辅相成,司法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和核心,促进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司法公正,以实现司法有效解决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司法公正不会天然形成,它需要一系列条件,传媒自由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和谐社会是充分发扬民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法律有力保障的安定有序的社会;是以法治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通过法治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有了良好的法治基础和有力的法治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更快更好的实现。     

司法公正观念源流略论

司法公正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官吏严格执法、大臣经义决狱、皇帝屈法伸情以实现司法公正。西方司法公正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是两大观念,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公正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正当关系,其核心内容就是平等,并且公正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密不可分。在司法公正的具体定位上,革命导师将"实质公正"作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司法公正

传统中国的和谐社会观与无讼观是建立在片面追求和谐而把公正置于其次的基础之上,它只能形成短暂的表面的社会和谐。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司法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制度化出口,也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安全器。中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谋求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关于和谐社会的伦理学思考

当代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六大特征完全一致,因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学对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因为“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公正即和谐”,这是中外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当代伦理学认为,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落实社会公正原则,追求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旗帜,加强“三公教育”即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抓紧制度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加强司法伦理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显著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司法伦理建设,改善司法伦理现状,确保司法公正,切实发挥司法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维护人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论司法内涵特征与公正司法

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内涵特征,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司法的法治生命临界线;公正司法是司法公正的核心路径,既要积极追求司法公正目标,又要追求公正的司法价值,还要主动避免司法不公正。司法独立前置制度保障,司法中立确立原则立场,司法被动归类于内在属性,司法公开透明形成技术标准,司法职业铺设专业路径,司法程序发挥规则保障功能,司法裁判履行确定和判断职责,司法权威确定效力目标,共同促进、共同维护和共同发展"公正"司法的公正品质。     

论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

和谐社会需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其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保障体现在:法律是现代社会社会调控的基本依据和社会和谐的评价标准,社会民众的普遍守法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社会和谐的关键,通过法律的途径公正地解决社会冲突则是社会和谐的最后保障。     

司法公正之多重维度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重要蕴涵,也是重塑法治必不可少的条件。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最高理念,也是其它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未遵守正当程序的公正不能称之为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理念的实现必须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即通过司法改革进行物质层面的相关制度建构和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治精神进行培育。     

转型司法的多重困境与能动走向

转型司法在规范法学视野下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社会的变迁造成了司法目标的多元,司法不仅追求法律效果,还需要满足社会效果。司法的职业化与民主化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过程中不断地争论与纠缠;二元分化的社会又将规范的缝隙再次放大。从自治型法治的视角,克制的司法似乎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平复社会矛盾,能动的司法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因此,法官需要超越传统规范法学的司法视野,建立更广泛的与社会交流的渠道,实现协商性司法与和谐司法。     

司法契合民众需求的理论思辨与实践进路——基于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检视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总体上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一是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为范本绘制我国的司法蓝图,二是立足于社会和谐的宏观视野提升司法的社会效果。这两种倾向体现了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不同的建构立场和话语权,但因忽略了民众的司法需求而难以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应当立足于民众理性的司法需求和社会现实条件,倡导沟通合作型司法模式,建立以民众对司法的利用率和满意度为基本维度的司法效果评价体系,以及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司法智慧,从而使司法制度改革的成果惠及民众,并赢得民众的认可,在司法与民众的沟通中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     

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

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建设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特质为基点。社会的司法变革、完善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能动司法为当代中国司法界的热门议题,对之需要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需要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质、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动司法与民众的司法期待和司法需求基本相契合,根植于中国固有社会的司法传统,但是能否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尚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推类方法与民间规范

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过程以正当化案件裁决,是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清代司法官运用推类方法,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实践中以填补法律漏洞,正当化案件裁决,这对和谐司法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下将风俗习惯运用于司法实践,在运用类比推理解决疑难案件过程中,必须借鉴推类方法的优长之处,以弥补类比推理的不足之处。唯有如此,才能弥补法律漏洞,解决疑难案件,提高判决的正当性和说服力,才能真正将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结合起来,达致司法和谐。     

司改背景下审判公开的应然与实然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而公开是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保障司法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为了建设法治社会,实现司法公正,全面推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机制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我国司法公开有了新的要求和体现。鉴于此,以刑事诉讼为视角,对司改背景下审判公开的应然和实然展开阐释,以推动司改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告”与“理”关系解读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和终局性,即对于法律纠纷应实行不告不理和有告必理。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告"与"理"之间的四大关系———不告不理、不告而理、告而不理和有告必理做了分析,并对司法权的运作原则与司法公正、司法的社会"平衡器"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以纠正当下认识和实践上的偏颇。     

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路径及其走向

民俗习惯作为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具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司法适用的民俗习惯必须是善良风俗,其有效运作的范围主要是诉讼调解过程。应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法律方法,从制定法中为其寻找可能的空间,重视案例指导制度对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参考作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制度瓶颈,要真正发挥民俗习惯在司法中的价值,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     

刑事和解：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为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悖离等三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内在的理论特质,使得刑事领域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建构中,应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制度现实,发挥其在刑事法治中应有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