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与争论都应实事求是——致文达三同志

文达三于1988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诗中有画”辨》(以下简称《辨》)的文章,笔者读后觉得有诸处不妥,便写了一篇文章兼与之商榷,题为《试论王维诗“诗中有画”的主体内涵——兼与文达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内涵》)也在同刊1991年第1期发表;文达三阅后写了一篇《答赵玉桢同志》(以下简称《答》)的驳论文。观其文章,我认为,仍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读《栖居与超越》

读《栖居与超越》傅德岷从北国寄来一本书，是石杰君的《栖居与超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看完贾平凹先生写的“序”，我才知道石杰是一位“单单薄薄的女子”！我愕然了！因为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经朋友介绍，我就同石杰通起信来，成了文友。如今已有六七年...     

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是人性论吗?

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是什么性质的?这是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感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常常自命为阶级论者,但不完全对.他曾经是阶级论者,但后来他已变成阶级论和人性论的调和论者,最后则索性变成为生物学的人性论者.”(《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第2页)这样的评价,是否符合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实际,是否公允,我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必要.     

“元朝皇室”是“孛儿只斤家族”的同义词吗?——与特木勒、希都日古商榷

我在 1 996年撰文提出了蒙古史上的“黄金家族”仅指忽必烈子嗣的看法① 。在国内 ,曹永年先生则持“黄金家族”与“孛儿只斤家族”等同的观点。他的两位当时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在其指导和反复修改下 ,撰写《讨论“黄金家族”一词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与阿尔丁夫教授商榷》一文 (下简称《商榷》)。为此 ,我写了两篇文章 :一篇题为《“黄金家族”一词指称对象范围》② ,一篇题为《关于“黄金家族”一词的产生时间》③ ,答复了他们的商榷 ,进一步论证了我的观点。在此 ,我将继续论证自己关于“黄金家族”一词仅指忽必烈子嗣的观点。…     

进一步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地位——与巴亚良同志共商

《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了巴亚良同志的文章《“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之断想》(以下简称《断想》),我拜读之后,深受启发,非常高兴。从1982年以来,笔者为在哲学上确立“一分为三”的命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发表了十五篇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支持者还是廖廖无几。我的观点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必须承认“一分为三”。“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一样具有普遍性,但都不能绝对化,还要承认“一分为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必     

《古代汉语读本》中一些注释的商榷

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研究室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一书,所讲语法分为十二讲。我已撰写《〈古代汉语读本〉中一些“语法”问题的商榷》一文,举出三十例,指明其讲解的谬误。该《读本》的课文分为十二课,每课有课文七篇至十三篇,总共是一百二十七篇。每篇注释多详审,但也有粗疏的。爱不揣谫陋,再略举下面二十八例,以与编者及读者共商榷之。“就”和“于是”不同义第一课     

关于形式逻辑中的“三分法”

1982年7月,我在《争鸣》第8期发表了《“一分为三”新议》,在承认“一分为二”的前提下,提出“一分为三”的命题,用“一分为三”对“一分为二”进行补充,由于“三”是“多”的起点和代表,所以就不去讲“一分为多”了。其中在论述“一分为三”的普遍性时,也说到形     

论邶、鄘、卫三风的称名之异及编次意义

邶、鄘、卫三风在“三家诗”中舍为一卷，在《毛诗》中则一分为三。后来之论者争论不一，而事实上邶、鄘、卫三风的称名及编次是以三风所染殷商习俗及周礼思想之厚薄为别。也就是说从《邶风》至《鄘风》到《卫风》，三风所染殷商民风逐渐递减，而周礼思想则逐渐递增。三风之称名及编次，实际上即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     

关于“潜在总供给”及其他——答蒋学模教授的商榷文章

《复旦学报》 (社科版)1987年第二期“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探讨”专栏刊登了我的文章《总需求·总供给·潜在总供给——兼论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期还刊登了蒋学模教授《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应有怎样的格局——兼与舒元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我仔细拜读了《商榷》一文,很受启发,同时也感到有必要澄清其中的若干问题。下面本着学习和求教的愿望,坦率地讲出我的看法,以就正于蒋老师和各位读者。     

词语的临时用法种类、标准及其他——对芜崧先生与我商榷的回答

读了芜崧先生与我商榷词语的临时意义问题的文章（《也谈词语的临时意义（用法）与固定意义（用法）——与邹哲承先生商榷》，《淮北煤师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６－８８页），愚以为芜文至少存在下面一些问题：１．误读了“至少”芜文说：“我们觉得邹先生对词语的‘临时用法’（或意义）范围的界定值得商榷。”（８８页）接着列举了教科书中都见得到的一些修辞手法。随后就说：“这些临时的修辞义，一旦离开所处的语境，便不复存在。何以把他们排斥在‘临时用法’的大门之外呢？”（８８页）我的原文根本就没有圈定“临时用法”的…     

论文子即是关尹

文子是谁？论者多有争议.李暹认为是计然,马马肃《绎史》认为是田文,钱穆《老子杂辨》认为是尹文子,李定生认为是《庄子·天下》篇所论“彭蒙之师”.考之典籍,上说皆可商榷.从先秦子书所论关尹思想与今本《文子》所载思想一致以及列子“贵虚”“贵正”思想来源于今本《文子》等方面看,文子即是关尹.     

矛盾的转化与“无差别境界”

周谷城先生在《再论“无差别境界”》一文中说:“我依旧认为‘无差别境界’或‘不矛盾境界’的命题是正确的。”对此,我想谈些不同的看法与周先生商榷。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周先生不是个无冲突论者,他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客观存在;他只是认为,在新旧矛盾交替的过程中,即旧矛盾解决、新矛盾产生之前的“间隙”,会出现“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对立”的“无差别境界”,即使出现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时,但毕竟是出现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是周先生矛盾观的核心。我的意见,这     

必须正确认识“一分为三”的地位——兼与王涵隆同志共商

《新闻大学》在1990年冬发表了王涵隆同志的文章,题为《“一分为三”与新闻工作》,我读后觉得很有启发。迄今为止,虽然“一分为三”的命题得到了热烈的讨论,但该命题还没有在哲学上得到确立。反对“一分为三”命题的同志大有人在,况且有不少是学术权威人士,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答辩。在争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羞羞答答地承认“一分为三”命题,但同时又要加以限制或者贬低。即使是某些“一分为三”     

辛词三首续说——兼答常国武同志

一九七八年第二期《杭州大学学报》刊载了拙作《稼轩词论两题》一文,其中谈到了辛词《永遇乐·京日北固亭怀古》、《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作年、本事等问题,也顺便提到了自己对《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一词内容的理解.现在读到了《南京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常国武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重读辛词三首随札》(以下简称“常文”),感到十分高兴.“疑义相与析”,真理总会通过辩论而愈辩愈明的.由于上述三词是稼轩的重要作品,对广大读者影响极大,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再把自己的看法作些补充和申说.     

《马氏文通》“断词”述评

“断词”是《马氏文通》句法体系中的一个术语。本文全面检查了《马氏文通》有关“断词”的内容，分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重在领会作者本意，理清它的头绪和体系，揭示“断词”所指三方面涵义。第二部分通过对“为”“有”“犹”“必”“尔”等具体字的剖析，指出《马氏文通》诸多矛盾之处。第三部分讨论了与“断词”相关的几个问题，并对《马氏文通读本》“词语索引”中几处“是”归于“决词”的处理进行了商榷。     

再谈《横江词》的写作年代——兼答何庆善同志

《横江词》是李白很重要的一组诗。我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中,对“横江”地点及诗的写作年代作了探讨。后来,何庆善同志针对拙文写了《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载《郑州大学学报》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何文”),同意拙文关于“横江”地点的论述,但却认为前人黄锡     

福建政区地名考四则

《临汀志》说汀州治所有四，经考证有误，汀州治所仅有一迁。《早唐书·地理志》福州辖有“梅青县”当作“梅溪县”；而县又为场之误。《中国历史地图集》之释文谓至元三年南胜县所迁之治即今平和县也有误。元时期福建行省的置度分合颇为频繁，但论者甚少，这里特作资料补充。     

纳西族族源新说再质疑——与诹访哲郎先生进一步商榷

拙作《纳西族族源新说三疑——与诹访哲郎先生商榷》(以下简称《三疑》),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刊发后,仅相隔两期,即读到诹访先生大作《再论纳西族的成立过程——答和发源先生及林向萧先生》(以下简称《再论》),不胜欣慰。我和诹访先生一样,“切望今后能更进一步加强交流”,把这一探讨继续下去,以求对纳西族族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对于我所提出的三疑,《再论》认为,“古代羌族不是纯一的游牧民性”,是“客观地观察了古代的羌族是农牧文化并存的这一事实。对神话也采取了重要的实证分析法”。然而却又“以为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纳西族虽然深受北方     

对《〈十大经〉初论》的质疑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十大经》,曾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讨论。《历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刊登了高亨、董治安的《〈十大经〉初论》一文,对《十大经》进行了一些探讨。现在,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我就《〈十大经〉初论》的一些观点,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和作者商榷。     

《古尊宿语要》的近指代词

《古尊宿语要》的近指代词颇为繁复，可分为三组。对这三组近指代词进行量化分析，回溯汉语近指代词的发展历史，对比唐宋时期的其它文献，可以看到，《语要》反映了近指代词的较大发展，显示唐宋时新产生的“这”正在向压倒传统的“此”而成为主要的近指代词这一目标迈进。同时，《语要》中“这”能作主语，证之以此前的同类资料，可以认为，“这”单独作主语至迟始于北宋，始于中唐的寒山诗也有可能，学术界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