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农用地利用的实践需求与制度供给

从制度供给的视角，针对国有农场和农户的实践需求，构建国有农用地制度改进方案。在农垦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塑造为物权，稳步推进农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以满足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在“两田制”的基础上，可将“基本田”中的土地经营权塑造为用益物权；依照“物债两分”逻辑设置“规模田”上的土地经营权，长期存续的土地经营权设为物权，依《物权法》协调；短期的经营权则设为债权，依据契约自由的原则，遵照《合同法》进行协调，满足经营主体的需求。在国有农用地的立法层面，应将两类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整合，以区分国有农用地物权与债权的权利。此外，在国有农用地产权制度改进的同时，应设计相应的社会保障、管理经营等配套制度改革。     

去财产化：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与突破——基于国有农场“两田制”的考察

土地兼具财产价值和生产功能的双重属性。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逐步财产化,造成大量的土地无效占有行为,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并引发社会矛盾。国有农场实施“两田制”,通过收取土地承包费将土地的财产价值从私人手中剥离,恢复土地的生产资料属性,适应了城乡流动背景下的资源配置要求。两类制度实践表明,土地使用权去财产化是破解土地资源配置困境的关键。当前推进农地制度改革,除了要做好具体政策设计之外,还要在基本思路层面保持清醒。     

从土地制度的变化看宋代社会

唐宋之际 ,中国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此前以国家“授田”为主要形式 ,此后国家“不立田制”。前者田地为“王土” ,后者田地为私有。宋朝新田制“不抑兼并” ,“有钱则买” ,“无钱则卖” ,田主佃户之间形成租佃契约关系。这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 ,是认识宋代社会的基础 ,宋代社会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     

承包地退出规则之反思与重构——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中心

农地“三权分置”视阈下,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和土地承包权的有效退出是缓解农村人地矛盾、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两种不同思路。鉴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尚未形成且功能有限,形塑承包地退出机制确有必要。土地承包权是兼具财产和身份要素并承载社会保障功能的复合型权利,由此决定承包地退出必须慎重对待。在立法体例上,应坚持土地承包权退出事由法定原则,同时厘定承包地收回“原则禁止与例外允许”二元模式,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收回事由。在立法内容上,完善自愿交回和依法收回规则,承包地自愿交回在法权关系应表达为土地承包权的抛弃或转让,抛弃土地承包权须以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土地承包权转让给发包方以不超过剩余承包期限为原则,不影响农户成员资格和再承包权,应成为主要退出方式。“依法收回”可分为身份性收回和非身份性收回,身份性收回包括因户口迁移引起的收回和因承包方全家消亡绝户而收回,非身份性收回又分为因承包地灭失、承包地被征收而收回。为保障土地承包关系“大稳定、小调整”的格局,构建承包地退出制度的法定事由和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的“宽乡”与“狭乡”

唐代的“宽乡”与“狭乡”何汝泉在唐代的田令上，有关于“宽乡”与“狭乡”的明确界说，即“其州县县界内所有（《册府元龟》卷４９５《邦计部．田制》无“有”字）部，受田应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１］。这是说，在一县的地区内，应受田的居民，按照田令规定的...     

“两田制”的功与过

“两田制”的功与过山东省沂南县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国以民为本，民以土为根。土地不仅仅是财富之母、立国之基，而且是农民的生命线、安全线、保障线，还是带动农村经济腾飞和工商各业发展的动力源和推进仪。均田制带来了农村第一步起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积贫积弱...     

二轮延包下的土地调整问题：来自延包试点的启示

解决好承包地调整问题是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的关键。对四个延包试点村组的调查发现,各组的延包方案都内含调地选项,土地调整采用确权确亩不确地、利用机动地调整、以减地实现增地的方式进行。二轮延包下试点村组的土地调整呈现以下逻辑：将调整承包地作为满足农民诉求的优选方案,采取“不做大调整,适度小调整”的方式兼顾政府要求和农民利益,土地调整的基本原则是集体成员共享和按人平均分配。建议在保持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对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是否存在除“土地”以外的办法解决人地矛盾、土地调整会对农业经营规模造成何种影响等三个重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分层分类试点、扩大试点范围的方式,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二轮延包中的承包地调整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有效实现形式。     

唐代两税法的“舍丁税地”及其对封建国家田制的影响

封建国家的田制是在豪强士族地主、庄园经济的存在发展与“以人为本”的赋税制度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唐代两税法的”舍丁税地”税制,改变了以“人丁为本”的税制,促使封建田制逐渐消失。     

“两田制”改革的成功条件分析——对山东省平度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调查

"两田制"是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农民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一种新创造.它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实践和理论所证实,但对实行"两田制"改革并取得成功的条件,进行一番调查分析,则仍属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山东省平度市是"两田制"的发起之处,作为国家建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两田制"在全市乡村得到了普遍推广,并取得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政策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土地集体公有”“分田包干”“三权分置”等农村土地思想,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不断完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以保障农民权益为目标、以继承和发展为动力、以建立和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生产关系为原则三大特点。毛泽东农村土地思想破解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因土地兼并而导致土地过度集中的难题;邓小平“分田包干”土地思想解决了生产队时期存在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足两大问题,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习近平“三权分置”土地思想破解了小农经济困境,推动了规模农业经济发展。     

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

名田制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土地制度,并为汉代所继承,但在史书和秦汉简牍中,从未见过名田(受田)制的具体内容。《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保存有吕后二年颁布的以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的律文,才第一次知道高爵获得者所得到的惊人受田数字,证实了汉初确实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该律令还证实了名田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但汉政府为了确保税收,对授出的土地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并能干预和调整土地的再分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长期占有逐渐转化为私有,并导致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汉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彻底破坏,到东汉建国,受田制再也没有恢复,历史进入了豪强地主掌权时期。     

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

不论是井田制还是名田制,都是根据一定的身份等级占有田宅.周爵以世卿世禄为原则,秦爵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为原则,与此相应,井田制下的禄田可以为同一家族世代享用,因而相对稳定,名田制下的田宅,由于爵位的降等继承而有较大的流动性.名田制尽管没有公田与私田的划分,但劳役地租仍然以"庶子"及"人貉"的形式残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汉代才为雇佣劳动和租佃制所取代.汉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新农村建设要强调村社本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7月向土社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对承包期内的承包地,发包人不得调整。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股份田的民法学分析及立法借鉴

股份田是指股份化的农村承包经营地。股份田首创于沿海地区农民的实践,现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为广大农民接受和认可。股份田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权利转换从民法学角度讲,是农地使用权的入股而非土地所有权或成员权的表现形式。承包地的自营和承包地入股一样,都是农地使用权人利用权利获取收益的一种方式。因此,从权利的实质来看,用农地使用权取代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必要的。     

“间田”非“王田”辨——兼评王莽王田

“王田”制是王莽整个改革运动的中心环节,而“间田”问题则是“王田”推行与否的关健。本文以翔实的资料论证“间田”不是“王田”,“王田”制根本没有切实施行过。同时,还对围绕“王田”制性质的争论进行了充分讨论,指出“王田”既不是“井田”,也不是“限田”,而是从战国授田直接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田制。《周礼》一书对“井田”的描述是从三代“井田”向战国时期国家授田演化的过渡形态,汉代授田型“假民公田制”则是战国授田制的残存形式,它是王莽制定“王田”令的直接实践基础。“王田”制虽然没有推行下去,但却启发了后代“均田制”的出台,成为从战国授田向隋唐均田过渡的重要一环,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

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长,涌现出一大批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向海外扩张,“走出去”已经成为企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然而,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又导致了中国资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陷入困境.文章从发展研究的视角,基于坦桑尼亚某中资国有企业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海外国有企业在运营中面临的两大困境：一是经济效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困境;二是解决劳资纠纷时,“找法院”与“找政府”的选择困境.并深入分析造成两大困境的主要原因,最后尝试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参考依据.     

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

以授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各种“田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田制不立”的宋代社会。“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宋代土地矛盾十分严重,“井田制”成为挥之不去的梦。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寻求“渐均贫富”的良方,经历过均田、限田和正经界等各种尝试。朝廷(国家)与官僚地主阶层在经济上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     

穷则思变?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初始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民选择创业所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承包地面积每扩大1%,农户非农创业的概率将下降1.44%;转入农地强化了承包地规模对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而农业机械应用有助于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不利影响,促进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发生。为激励农户从事非农创业,应加大对耕地资源稀缺地区的创业扶持力度,同时要继续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支持专业化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两田制"变迁的经济解释

"两田制"是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来重要的土地制度创新之一,是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规模经营与土地收益控制的结果."两田制"的收益与成本具有非对称性,集体与地方政府是最大受益者,而因土地使用竞争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是制度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人.随着农业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两田制"的制度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危及农村稳定发展,最终被国家强制取缔.″两田制″的经验说明,各地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应遵循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原则.     

从赐田制度的变化看秦汉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存在着赐田制度。君主以手中掌握的大量土地不时赏赐给功臣、名士以及幸臣、贵威等,赏赐数量多少不一,受赐人数、等级也无具体规定,往往只是由君主随意而定。赐田作为君主拉拢控制臣下的正面手段,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乐行不疲。至于赐田本身是公田还是私田性质,赏赐之后田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等问题,似乎史学界历来无大争议,一般都认为赐田就是由公田转为私田,成为私人所有。我认为,秦代与汉代的赐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