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盛期北欧远程贸易探析——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参考

消费经济学对生产、交换和消费三者的诠释,为研究中世纪盛期远程贸易的兴起与繁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市场经济初露端倪的北欧,贸易行为的出现、贸易规模的扩大都与彼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消费紧密相关。作为市场扩张的外在表现之一,远程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世纪盛期欧洲经济的复兴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前者为远程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后者则影响了它的形式、内容和发展方向。此外,社会需求强化了北欧的贸易网络,刺激着北欧贸易区的成型。在此背景下,至14、15世纪之交,北欧远程贸易由汉萨同盟组织运营并迎来繁荣。     

《尼布楚条约》之前俄国对华贸易初探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华贸易。此前,时断时续的俄国对华贸易已经为这种贸易奠定了基础。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因而以往的著述对此涉及甚少。本文主要探讨条约签订前俄国对华贸易的特点,商队来华所走的路线,以及布哈拉商人的中介贸易等问题。一从现有材料来看,俄国最初派遣来华的使者当推伊凡·彼特林。1618年5月19日(明万历46年),彼特林率领一队哥萨克从托木斯克出发,同年9月10日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只逗留了四天。中国政府此时对俄国的情况不甚了了,因而并未把他们当作平等国家的外交使者,而是看作来给北京“朝贡”的人。这些俄国人虽然未能见到中国皇帝,但彼特林得到了一封以明神宗朱翊钧的名义草拟的国书,准许俄国人与使团一道前来,并准许在中国进行     

彼得一世时期的俄中交往与俄国的发展

彼得一世时期是俄中两国正式交往的开端。俄国积极组织商队来华贸易,获得大量利润;经济交往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为俄国汉学的诞生奠定基础。这时期两国交往有利于俄国在近代的发展。     

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道路交通建设及商路拓展

商路是联系市场的纽带与桥梁,商路走向改易会直接影响商业市场兴衰。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商路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西安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商业市场以此为依托,形成沿驿路走向分布的地域格局。人清以后,随着边事平静,军队撤走,经济发展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少,商路与驿路逐渐分离。关中商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商路则向北与向东发展;这一时期,陕西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也出现明显改易,陕北表现得尤其明显,充分表现出商路与市场分布格局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     

明朝与沙皇俄国的中央决策机构比较

本文承蒙史学博士、副教授刘秀生同志多方赐教,谨此说明并致谢忱。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王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经历了16个皇帝,276年。沙皇俄国指的是15世纪后半期,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自称“沙皇”〕兼并罗斯其他公国,所建立的统一的、独立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它灭亡于1917年,先后经历了24个君主(分属国里克与罗曼诺夫两个世系),450余年。明朝与沙皇俄国有着大致相同的国体和政体(都实行封建君主制,甚至是东方式的绝对君主专制),都处在大致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上(封建制逐…     

论基于“10＋1”框架下的“泛珠三角合作”

东盟与泛珠三角地区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存在独特的地缘、人缘优势和良好的经贸合作历史，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但是双方在未来合作上受“10+1”合作的不确定性、贸易机制与贸易政策、信息传播体系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约束。对此需要在政策、体制上打破贸易、投资壁垒，建立高层协调机制和高效的信息合作传播体系，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互补、互惠、互动的中日经贸合作

自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来,双边政治关系风风雨雨、一波三折,然而双边经济合作却基本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技术、资金、劳动力成本、市场容量等方面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中日之间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又成为双边经贸依赖关系的基础.在长期经济合作过程中,双边互惠、双赢,形成了"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政治关系回暖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业已确立的条件下,经济合作必将迎来新的发展.     

卢布暴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走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引发了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暴跌。卢布暴跌通过经常项目变动机制、资本项目变动机制等传导机制,引起俄罗斯经济出现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外逃等问题;通过贸易溢出效应、产业联动效应以及金融溢出效应等国际传导机制,引起中亚、欧洲新兴经济体等出现货币竞相贬值,对外贸易受到冲击、经济增速下滑;此外,给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经济合作以及"丝路经济带"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应该抓住中俄新的战略机遇期,利用中俄制造业的互补性,积极推进双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效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双屿港与十六世纪全球贸易圈的关系研究

双屿港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但实证性考据研究遭遇史料匮乏的瓶颈,从港口遗址到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将双屿港纳入到全球化贸易的语境中考察,认为葡萄牙商人利用双屿港延伸了欧亚新航路,并与东亚已有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日贸易"、东南亚贸易等传统的贸易路线相沟通。这一商路最后与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海路相连接,实现了全球贸易网的建立。并以此为背景,从政治(朝贡贸易制度、禁海政策)、贸易、地理乃至气候分析,探讨双屿港兴衰的原因。     

论我省与南朝鲜经贸合作的基础

一、国际区域环境基础分析自从1988年我国调整对南朝鲜经济贸易政策和1990年10月20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郑鸿业和南朝鲜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社长李宣基就相互设立贸易代表处,在北京举行了正式签字仪式以来,双边经贸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我方不完全统计:截止1990年底,全国共批准南朝鲜企业独资、合资项目82项,合同外资金额1.08亿美元.对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应加以健康引导.随着国际区域环境的变化。将为我国与南朝鲜经贸合作奠定新的基础. 1.国际分工格局演变和国际市场结构重组,使亚太地区经济国际日趋明显,亚太地区势必加强区内经济合作.进入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后,亚洲太平洋地区各个国家工业化步伐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无论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还是对外贸易总量方面,在世界经济交往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日本、中国、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正日益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区域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地区集团化”趋向发展.诸如1989年1月     

伟大的转折——列宁晚期经济思想研究

新鲜而丰富的史料证明,列宁晚期经济思想的实质是在认真地“建立实事求是的经济关系”的科学方法指引下,探索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相结合的途径;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复杂、曲折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中,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的历史命运就往往取决于这两个结合实现的速度与程度;由列宁亲自领导的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实际上发生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改革运动,列宁晚期的经济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的坚实理论基础。     

中尼建交的历史及其意义

尼泊尔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陆地邻国,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尼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于1955年8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56年9月20日签订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关系的《中尼友好条约》.中尼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及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促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略探析

自2002年起日本经济摆脱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进入新的复苏阶段.日本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和对外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促使日本政府提出了"贸易投资立国"战略.该战略以加强区域内贸易投资合作和建设开放而富有魅力的日本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中长期来看,虽然新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是由于其符合日本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贸易投资立国"战略将成为今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     

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江湖水路,形成了其特有的商品流通活跃频繁、自成体系的水上交通网络.各主要商路的分布走向,明晰地反映了江南地区以市镇为基础的城乡之间、镇与镇之间的工商业活动的空间关系结构以及商品流通的动态轨迹;江南各主要商路的主要连接点或中转枢纽,多为明清时期富有特色的各类米粮、棉纺或丝织业专业市镇.明清时期的江南商路对江南地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市场功能的运转,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体现了丰富的经济内涵.     

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明代盐法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官商合作来运行的,其目的是调配物资,巩固边防,完成财政周转。这种合作建立在国家对商人财力有所需要的基础上,官、商之间结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为使合作顺利进行,明政府针对盐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各种调整,注意商众和政府双方利益。从明代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商业同国家既有体制具有很大的契合空间,帝制体系与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繁荣可以互洽并行。     

日非经济合作评析

日非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合作、投资合作和发展合作。一直以来,日非经济合作主要靠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推动,与发展合作相比,贸易和投资合作发展相对落后。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为充分利用非洲经济发展的潜力实现日本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开始全面加强与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合作。日本政府以第五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契机,在增加对非援助的同时,积极利用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这一机制推动日本与非洲国家间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发展,并增强日本在非洲的软实力。     

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整合与道德教化作用研究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刻宗教情结的民族.东正教作为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浓浓地融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中,深刻地影响着俄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并加强皇权,以君权神授为宗旨的基督教作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被罗斯统治者"请入"罗斯.至此,无论是在鞑靼蒙古人入侵时期,还是在第一、二次卫国战争等俄苏历史的紧要关头,俄罗斯东正教均发挥了其社会整合与道德教化作用,并在促进国家统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凝聚民族精神、规范民众道德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

中日韩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经济互利构成三方合作的坚实基础。其主要表现,一是三方贸易快速增长、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二是相互投资不断扩大、产业布局高度关联,三是合作领域逐步拓宽、合作机制日臻完善。由于中日、日韩"岛争"导致政治关系与安全冲突日趋恶化,政治互信日趋薄弱或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经济互利基础坚实而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是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努力走出政治对立与经济互利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成为摆在中日韩三国面前重大且迫切的问题。中方应采取有力措施,首先实现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区域架构与对美关系、三方合作与双边关系、周边布局与对日外交的良性互动。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探源——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研究视角

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出现,既与当时语言科学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具有文学自身发展的深层原因。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论”。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所著的《诗学》是第一部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专著。《诗学》中的相关论述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作为近现代以来的第一个文学批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主张将语言学的相关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强调将文学的语言“形式”作为研究重点,以此分析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文学性”。这种方法论的理论来源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言词的相关论述是密切关联的。因此,《诗学》的这些论述本质上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学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欧洲的大学兴起于12世纪,从开始起就与宗教和神学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大学呈现出很强的国家和地区特色:英格兰和法国的大学与官方教会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不同程度地抵制、排挤甚至压制启蒙思想,由此也导致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知识界的领导地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德意志邦国,在苏格兰,在尼德兰王国,在意大利半岛的一些王国,在俄国,大学在发展和传播启蒙观念上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并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大学与启蒙运动的复杂互动关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启蒙运动的地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