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公主婚姻考

北魏公主制度建立于道武帝时期,公主虽然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婚姻,皇帝在为公主选择驸马时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从而使公主的婚姻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民族性、亲属关系的重叠性以及婚姻的不可逆性等特点,也正是如此,才使公主的婚姻对其个人以至于北魏王朝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公主婚嫁视角看唐代皇室与士族的博弈

从公主婚嫁视角考察唐代皇室与士族的博弈,主要表现为基于士族的礼法、门第观念,唐代士族始终不愿娶公主,而唐代皇室对嫁公主与士族的态度则有一个从打压到接受、靠拢,乃至迎合其娶妇标准的复杂转变过程。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从情理上明确了唐代士族不愿娶公主这一现象的存在,然后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唐代士族不愿娶公主的主要原因不是反对公主本身,而是许多唐代公主不遵守礼法,她们的违法乱纪容易招致家族祸端。第二部分说明了唐前期利用三次修谱对旧士族进行打压的过程及其结果,通过若干史例考察了李唐皇室主动与士族联姻的转变过程。     

礼制规范视域下唐代陵户的设置

唐代陵户设置既存于法,又寓于礼,在一定程度上是礼仪的外在表现形式。唐代前期陵户设置严格区分帝陵、追封的帝陵、先代帝陵、太子陵以及亲王墓、公主墓等,每一等级通常都有具体标准。这些礼制规范在唐后期也基本得到因循,但陵户设置上的尊崇逾制在有唐一代经常出现。唐代陵户设置的等级差别和变化反映出唐代礼制与政治的紧密关联。一方面,其等级差别是唐代政治地位和尊卑等级的体现,其调整变化则鲜明地带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另一方面,唐代陵户设置在唐后期乃至五代宋初的因循说明,礼制在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提供统治依据、提高君主地位以及调节各阶层政治关系上不可或缺。不过,唐代统治者在陵户设置上也经常有任情之举,这反映出君主凌驾于礼制规范之上的特殊权力。     

汉唐盛世形成原因探析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中,曾经出现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或治世,其中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的文治武功,以及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早以被史家誉为汉唐盛世。文章对汉唐盛世极其形成原因加以剖析,以期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借鉴。     

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

西汉的宫殿、园囿、郊猎赋和东汉的京都赋,都以长安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前者描写长安风物,折射西汉政治风貌;后者将长安、洛阳两都对比,批判两汉政治得失。其所蕴含的长安政治性格：一是尚武精神与王霸之道;二是天人合一与帝王中心;三是盛世繁华与奢靡风尚。     

唐代长安公主道观的开发与利用

道教在唐代被奉为国教,先后有十余位公主入道为冠。目前能明确考察出来的公主道观共有七处,分别是太平公主的太平观、金仙公主的金仙观、玉真公主的玉真观、咸宜公主的咸宜观、新昌公主的新昌观、永穆公主的华封观(又名万安观)和华阳公主的宗道观(又名华阳观)。这些公主道观都是由长安的豪宅改建而成,代表了除皇宫以外唐代长安最高的建筑水平和建筑风格,充分展现了唐代繁荣而深厚的文化气象。由于这些观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它们的开发与利用价值也不同,太平观和咸宜观最具开发的可能性,其次是新昌观、华封观和宗道观,金仙观和玉真观开发的困难最大。为了确保开发的效益,公主道观的开发一定与其他旅游资源相配合,一方面要突出宗教的特点,同时也要突出女性文化特色,太平公主的道观最好能和瓦胡同村改造结合起来。     

理智与欲望的冲突——唐人小说中帝王形象的文化透视

唐人小说以相当的篇幅塑造了隋唐时期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其中隋炀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三者最为典型,各有其代表性.隋炀帝是纵欲亡国之君,唐太宗为英明创业之主,唐玄宗则前后期各居其半.三人的共性特征是皆绝顶聪明,其成为明君与昏君的关键就在于;在理智和欲望的冲突、碰撞中,何者取得主导地位.唐代士人以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情节、传神的细节等小说艺术强化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典型.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柳宗元伦理思想初探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中叶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成就已有定论,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对其思想体系中不应忽略的组成部分伦理道德观,人们却论及尚少。本文拟对他的这方面思想作一探讨。 一、“惟人之仁,非祥于天”的反天命思想和“思德于民”、“厚人之生”的君德论 天命论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祥符说,始终是中国封建帝王推卸过失、维护最高统治权的护身符。仰仗天意必然淡漠人事,祥符使许多帝王无所顾忌,或者不求进取、无所事事,或者鱼肉百姓、实行暴政。唐代帝王亦是如此。为使最高统治者把目光从天国转向人间,重…     

论唐代侍书及其制度化

在唐代书法教育中,唐代帝王及其家族子弟的书法教育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唐代沿袭前代,在宫中亦置侍书以教书法,并且逐渐形成制度.贞现自垂拱之间,侍书虽有其实,但无其名,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后,侍书从侍读中独立出来,专设侍书一职,侍书者的身份由翰林院书待诏专任,侍书者归属翰林院,其职责明确,是专职书法教师,侍书一职的设立充分反映了书法在唐代帝王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也反映了书法在唐代教育中的地位,是唐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和体现,唐代帝王侍书一职的设立,对唐代以后宋、元、明亦有很大影响.     

论唐代的宦官政治

唐代的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 宗,极于昭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大致勾画了 唐代宦官政治的兴衰过程。宦官政治对于唐朝中后期社 会的兴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唐代的宦官政 治无疑将会有助于深入了解唐代中后期的历史。本文拟 就唐代宦官政治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唐代中后期的作用谈 几点浅薄之见。 一、唐代宦官干政之始 唐代宦官干政是从玄宗时开始的,以宦官高力士为 典型代表。他在开元初即被授为右监门卫将军(正三 品),知内侍省事。天宝初,增授高力士为冠军大将军、 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加骠…     

唐诗传播初探

社会重诗风气和以诗取士积极推动了唐诗传播,并为之营建了良好的传播环境。唐诗传播途径由散点式个体传播逐步向社会辐射形成片状传播,并由交通网联结成庞大的传播体系。唐人对传播是积极的、主动的,并能注意传播反馈。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六朝至唐取士标准的调整与中唐士风的转变

六朝至唐代的选官标准主要有经术、德行、辞章和吏能。初盛唐时期这些标准有论争也有融合，如儒学派批评辞章派体性轻薄。在张说、张九龄的引导下产生了以兼擅礼乐、文章为特征的盛唐文儒，是经术、辞章两项标准的融合。盛唐文儒不屑吏事，和李林甫代表的吏能派产生过论争。“安史之乱”后，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德行成为首要的取士标准；“黜华用实”的用人政策和经世之学的兴起使吏能受到重视。贞元、元和时期，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龙脉、水脉和文脉——唐代曲江在都城长安的文化地位

从《忆长安》等唐诗证明,在唐代诗人的城市印象中,唐都长安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是曲江,因为曲江系盛唐文脉所在,那里有全体长安人共同参与创造的崭新而又开放的文化。龙首原是唐长安城的龙脉,曲江是唐长安城内最大的湖池,构成长安城的水脉。曲江之所以能成为唐长安城文化中心(文脉),是因为她正位居唐长安城的龙脉与水脉的交汇处。     

唐人侠风略论

有唐一代，侠风炽盛，咏侠诗的创作空前繁荣。本文系统论述了唐人任侠风气的成因、声势及其流变，认为唐代社会上层贵族及其子弟的游侠热和侠在中下层文人、民众中的异常活跃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不仅为那个时代提供了所需的精神力量，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气质精神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一代诗人及其创作。     

寻回山水诗轴上的失落点——初唐山水诗的特质与价值重估

初唐山水诗合儒道于一体 ,既求功名 ,又纵情自适的的哲学基础 ,比六朝诗人退隐内敛的思想对盛唐山水诗的影响更为直接 ,且其反映的地域远远超出六朝 ,为盛唐提供了多种风格的山水样品。其景与情的处理、意境美的生成和山水诗的律化与语言的诗化 ,都说明一直被忽略的初唐山水诗是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承续阶段。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