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实克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在普实克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特征既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影响,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发展。西方浪漫主义抒情传统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中国古典文学抒情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一种感时忧国的思想情感。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性融合了中西抒情传统,内涵更为复杂。由此,普实克不仅细致分析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欧洲浪漫主义抒情传统的不同,展示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独特性,而且深刻把握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力。     

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的认识调整——20世纪初王国维文学观建构的一个侧面

20世纪初,王国维一改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褒扬诗、词等抒情文学而贬抑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倾向,将叙事文学放在抒情文学之上,这一文学类型观的重要变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王国维个人而言,这主要源于在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晚近文学、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其文学认同向西方文学的转移,特别是其文学观和审美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但由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对于其影响的持续以及个人的性情等因素,王国维对于抒情文学仍然难于忘情,这导致他的文学论述中涉及传统抒情文学时的内在的矛盾。而在后期的戏曲论中,王国维纠正了个人的认识偏颇,强调叙事与抒情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打破了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二元对立。王国维的这一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启示性。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文艺复兴的借镜

1920年前后,梁启超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欧洲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的性质做出区分,在批评后者将西方的现代发展引向歧途的同时,他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实践方向作为中国现代发展以及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镜,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对于文艺复兴的启蒙主义化的理解分歧明显。梁启超将清代视做"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这同样与更为强调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一致性的胡适形成差异。以文艺复兴为参照,梁启超既从清学的发展中确认了依靠自力走向现代的中国自我,也指出其片面强调理性。     

家产制、理性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问题——重审韦伯理性主义考察的进路

无论是韦伯还是他的解释者施路赫特都强调中国儒教在世俗社会中的理性化特征,但是,这种理性主义之所以没能增长到一种现代理性主义的层次,辄因为它的人格化即人身依赖性。韦伯强调的"理性化"除了一个基础性的"计算"(成本核算取向)之外,在政治统治领域,他特别关注的是官僚制的吏治主义理性和法律的形式化理性,而韦伯认为这正是传统中国所不足的。在韦伯看来,中国传统伦理造就了政治关系中的忠诚,但是,并没有将它推向现代的政治官僚制形态,这当然又是这种伦理观念中的非专业化和等级化造成的。李伯重近年分析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认为它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必然的,虽然他认为在英国发生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变革则是必然的。如果假定这个必然性则可以说,在理性的入世进取精神之外,法律体系的理性化应该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     

家产制、理性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问题——重审韦伯理性主义考察的进路

无论是韦伯还是他的解释者施路赫特都强调中国儒教在世俗社会中的理性化特征,但是,这种理性主义之所以没能增长到一种现代理性主义的层次,辄因为它的人格化即人身依赖性。韦伯强调的"理性化"除了一个基础性的"计算"(成本核算取向)之外,在政治统治领域,他特别关注的是官僚制的吏治主义理性和法律的形式化理性,而韦伯认为这正是传统中国所不足的。在韦伯看来,中国传统伦理造就了政治关系中的忠诚,但是,并没有将它推向现代的政治官僚制形态,这当然又是这种伦理观念中的非专业化和等级化造成的。李伯重近年分析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认为它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必然的,虽然他认为在英国发生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变革则是必然的。如果假定这个必然性则可以说,在理性的入世进取精神之外,法律体系的理性化应该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从"论情境"到"情味论"——读王文生新作《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有感

"情境"、"情味"观在强调中国最具特色的"诗言志"的文学思想源流的基础上,提倡与总结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趣味倾向和普遍的美感经验,强而有力地突显了中国抒情文学思想脉络的精深体系特点.从"论情境"到"情味论",正是王文生诠释中国抒情传统文学中"情"、"味"、"境"的写照,更是他揭示潜在的中国文学独特体系中具有高度思辨的美学思想的隐然贡献.     

再建抒情美学——王德威的《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王德威重建抒情美学,将抒情作为继"革命"和"启蒙"之后的第三个关键词来理解中国现代性。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中,王德威的抒情概念不仅呈现为一种新的"自我诗学"、一种对现代中国情感结构的"批判性索引",而且指向了巨变时期情感与历史、革命、启蒙、暴力的纠缠。文学和艺术在危机这一张力空间中呈现新的诗学形态,由此抒情话语也成为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性的"拓展性范式"。     

理性的两难及出路

理性是哲学的最大特点,理性不断推动自己,外向地形成哲学的文化系统,内向则不断追问自己的合理性。现代西方哲学,尤其实证主义,虽然有其肯定经验和客观性的合理的一面,但从哲学之为人学的角度讲,这远远不够,忽视了人是作为道德与价值主体的存在。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理性是"道"作为规律系统的应有之义。中国哲学强调理性与德性统一,理性为德性的基础并最终被德性所统摄,而这就是理性的出路。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精神

从文化学角度考察文学现象,是文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生动而深刻地体现看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特内涵,主要包括关注人间的理性精神;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中和的美学风格;抒情写意的艺术手法等。     

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争议及其实质——论王德威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国的"现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经验如何影响文学书写以及如何创造文学现代性?我们应如何理解历史内容和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王德威关于晚清文学中存在中国现代性最早萌芽的论断,可以看出:他的关于现代性"推陈出新"只是表面的理解;他对于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否定使他漠视现代民主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他对福柯系谱学理论的应用,使得他将内爆视为革新;而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得他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一种非历史化的"想象史学"。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晚清民初革命古典主义的萌芽

晚清民初革命派文学是革命古典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芽,它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而出现的。其所蕴含的革命古典主义特点有：一、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宗旨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二、强调民族主义的集体理性;三、崇尚以民族传统文化来陶铸国魂;四、尚武精神和悲壮风格;五、平民气质与通俗化。     

释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胡适的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起了开路和奠基的作用,其据以立论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科学进化主义以及中西文化、文学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由此奠定了他的文学观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他描述的"文学进化"的规律是语言形式的进化;不同民族文化、文学间的交流碰撞,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胡适与"重质轻文"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更强调语言的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观点极具实践价值.胡适文学思想的局限性是过分讲究"实用"而理论含量不足;过分强调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对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具体性和丰富性的认识不足.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儒家文化的碰撞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与碰撞 ,主要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现代人学观念与儒家人学观念之间的冲突 ,通过冲突与碰撞在中国文学中确立了新的道德观念、人学观念和审美观念 ,完成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启蒙理性维度下的情感革命——谈卢梭的浪漫主义文风

启蒙运动诞生的18世纪是一个理性当道的时代,当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学者为科学和理性高唱凯歌时,卢梭却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了"高扬情感"的浪漫主义口号。"情感"而非理性,是贯穿卢梭思想始终的现实坐标,他不仅将"情感"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更将其作为个人生活的理念及原则,以其浪漫不羁的文风,在欧洲文坛掀起了一场情感革命,并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开启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全新时代。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     

卡夫卡的创作与中国文学的交融

卡夫卡作为一个西方作家，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对其极深的影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创作及理念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许多作家常常将卡夫卡视作“知音”，这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Aesthetics”的感性之维——中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比较

鲍姆嘉通在"aesthetics"一词中加入"美的思维的艺术"的含义有着特殊背景,他以"美"的名义拯救西方传统哲学所鄙视、压抑的感性.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哲学变革的深入,强调感性意义的文艺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之一.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追寻一种非概念的、超理性的智慧和人生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当代,由于美学承担了特殊任务,其感性之维经历了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