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派学术渊源及其诗歌审美追求

江西诗派诗人的诗学思想具有理禅渊源,亦有融通儒释的自觉意识,其学禅特点及融通儒释的具体方式,与黄庭坚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儒释整合文化发展趋势的表现,也是他们选择黄庭坚作为理想人格范式的深层原因。此理想人格范式的选择,使他们的诗歌习惯于抒写抱道自居的平和情怀,这使江西派诗歌审美追求呈现出自在平和的发展趋势。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禅悟·诗思·意境

“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诗人元遗山的这两句诗因其对诗禅交融互渗现象的生动揭示 ,而被广为引述。其实早在宋代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就指明了诗禅相通的根本 ,他说 ,“禅道惟在妙悟 ,诗道亦在妙悟”,这句话虽用语俭朴 ,却一语切中要害。如果说“禅是诗家切玉刀”的话 ,那么 ,禅学之悟就是这把“刀”的刀锋。正是这刀锋的切入使原本玄奥的诗思更加玄妙深邃、快捷机智 ,原本含蕴丰富的诗歌更趋向于追求空灵澄莹、自然澹泊而又韵味无穷的意蕴。展现出诗歌史上的别一景观 ,意境说才脱颖而出。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说 ,企图寻绎…     

江西派诗歌创作论理禅渊源及文学表现

江西诗派诸诗人对诗歌创作思维极为重视,而其理禅兼修的学术渊源使其观照外部世界的“活观”成为其诗歌创作思维论的核心.这种兼具儒释特色的活观照物的方式进入诗歌创作思维,使其诗歌明显倾向于书写创作主体所感悟到的生命本真存在的自得与欣然,此种书写内容上的转变,使其诗歌呈现出自在平和的整体风貌,也使“气象和平”与“贵富”成为其诗歌审美追求.     

调和偕适:白居易诗歌的儒禅观

佛教东传,与传统儒学交织碰撞,始终处于矛盾与调和之中.至中唐时期,士人群体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儒禅思想矛盾对立的倾向.白居易作为崇佛文人的典型,礼敬佛教诸宗,却同时执着于儒家的济世怀抱,致力讽喻,对佛教有违王化处激烈批判;追求禅境的超脱拔俗,又尽享世俗之乐,重生惧死,充满人生焦虑:遭遇贬谪,流露出厌倦官场的避世之志,亦不加掩饰地表达对官阶及富贵的倾心,明确提出仕隐两全的"中隐"概念.自居易诗歌的仕隐矛盾正是中唐吏隐互融、佛隐交涉现象的文化体现.其"中隐"观暗合了大乘佛法的超越精神,圆融巧妙地迎合了渴望功名又不甚得志之士大夫的自尊与怀抱.面对人生焦虑、生死困惑,儒禅二道在"知命"观念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学儒问禅均系白氏解惑"在欲行禅"矛盾表现的方式.白居易儒禅相契,以实用主义态度调和儒禅矛盾,适应了社会和自我需求,呼应了中唐农禅(洪州宗)"平常心是道"的理念与主张.     

儒学的禅学虚化--袁宗道的心学诠释

袁宗道的“心学诠释”完全按照心学套路而彻底消解儒学本体、全盘拆解入门矩 ,卒归禅学“随缘任运”的“生死解脱”之旨 ,它以晚明士人心性之学的典型个案反映着作为时代之学的阳阳心学对士人“学问”的深刻影响和对士人精神的深度渗透 ,并以弃儒之禅显发了心学一门的佛禅本质     

论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

利玛窦儒学观的特点表现为在物质层面上“迎合”儒家文化，同时又在精神层面上不断“会通”儒家文化。他的这种耶儒互动彰显了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宽容与对话精神。     

论苏轼对释道态度的前后一致性

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而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分歧,笔者也无异议。但学术界还普遍认为,苏轼对儒、释、道的态度,前后期各不相同:前期(指贬官黄州以前)主异,认为儒与释、道是对立的;后期(从贬官黄州到去世)主同,融合儒、释、道。这一观点,南宋江应辰就已提出:“东坡初年力辟禅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语义辩证

宋代禅学对儒学的影响造成了儒学的神秘化倾向，它表现在程门道南学派静中体验未发、追求不可名言的直觉取向上。于是，以觉代知，并把人文奠定在私人性的直觉体验而不是公共性的、可以传达的知识的基础上就成了宋代儒学的主导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什么意义上还是儒学，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禅学区别开来,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朱熹通过对作为儒学道统精神内容之概括的“中庸”一词的创造性诠释，即把“中庸”定义为“平常”、“合理性”、“合逻辑性”，承诺了儒学在其本性上的可理解性。从而，克服了宋代儒学的神秘化倾向。由此，儒学在朱熹那里发生了成为理学、成为知识学的要求。     

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正> 唐代儒学是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儒学,承前启后,有所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初步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援佛入儒”的尝试,并成为宋代儒学新的思想形式的嚆矢。因而唐代儒学的复兴及其演变,是儒学发展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一) 儒学的演进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过程。它与时代、政治、阶级紧密相连。唐代儒学的历史命运首先可以从春秋至唐这一历史过程中探讨。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至东汉、魏晋至隋唐阶段。不难发现,这两个阶段的历史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政治分裂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短期统一时期(秦、隋)、大统一时期(汉、唐)。儒学盛衰的演变也经历了与之相应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时代造就了儒法道墨等流派及其思想家。但一个流派作为统治思想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秦尚法家。它用暴力统一了六国,但在统一之后,仍坚     

论陈白沙的佛教文化观

佛教文化是白沙（陈献章）心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白沙心学思想体系中，溶铸佛教文化，特别是对惠能禅宗的吸收和改造，就是其佛教文化的突出表现。本文通过白沙心学对佛教文化既相融合又相冲突的分析，揭示白沙心学佛教文化观的理论架构和思想特征。一 白沙心学作为宋明理学的组成部分，同宋明理学一样，是儒、释、道思想融合与冲突的产物，在白沙心学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儒、释、道的思想内容。然而如何界定佛教文化在白沙心学中的地位，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把白沙心学完全归结为禅学，并把白沙心学中“自然为宗”的思想内…     

学说互摄与学风互镜——兼评释契嵩人性论观照下的宋儒学风及其后世影响

北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学说互摄,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一传统在释契嵩人性论研究上表现尤甚。释契嵩作为云门宗弟子,在继承禅宗人性论基础上,摄取了儒家人性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在理论上既有继承,更有批判创新,显现了理论借鉴的优势,从研究学风上印证了三教互摄传统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唐末宋初排佛声浪高涨之际,释契嵩的研究方法看似势屈,实际上他正是用这种委婉曲折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开放姿态:不必儒,不必释;不必僧,不必俗。这也印证了儒释道三教互斥的不可取性,也使后来儒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佛教,甚至许多宋代大儒出入佛老之间,兼采众家之长,宋儒谈佛论禅、三教交融互摄之风气得以开启,宋明理学之学风也得以催生,如张载、朱熹、王阳明等一代宋儒学人也在此学风根基上谈古论今、修行论道。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

如何重新认识向来被看作为“诗道初丧”的大历诗歌,这不仅关系到大历诗歌的评价,而且涉及到如何进一步探讨和弄清盛中唐诗歌变化的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剖析大历诗歌所表现的社会心理来把握大历时代精神的特征,说明其精神在盛中唐诗风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 一、战乱心理 大历诗人的战乱心理是极为特殊的。汉末和魏晋六朝时期的诗人对长期战争纷乱、朝代更替的现实有着已被磨钝的习惯的、因而不甚敏感的心理和感觉,以及随遇而安的性情。与此不同,大历诗人大多生长在开天盛世,在盛唐自由风尚的熏陶下,养成一套固定的理想模式和行动方式,并满以为按此能够取得功名。     

禅儒一致构造与中世日本朱子学

早在镰仓时期,伴随着日本临济禅宗的确立,在禅儒一致的构造下,朱子学的相关典籍就以禅僧为载体传入日本。就朱子学这一学问体系的承载而言,由于专门承载朱子学的日本儒者阶层的长久性缺失,导致中世日本的朱子学实际上不得不依托禅儒一致的构造而得以被动地存在着。但是,正因为禅儒一致构造的存在,造就了以禅僧面目出现的儒学问僧,其对朱子学的钻研,为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的兴盛提供了学术条件和基础。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