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浅析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创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策略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从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提出,接着转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发展为联蒋抗日的策略总方针,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框架,同时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研究

通常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是处于被动中,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承诺联共抗日。但依据有关文献和档案却可得出结论:蒋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主动介入解决危局具体条件的探寻中,但影响蒋提出条件的关键因素并非是抗日本身,却是中共和红军问题,故而,蒋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以"改编红军,受蒋指挥"为先决条件,在完成所谓"安内"的目标后方承诺联共抗日的;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作出了让步,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张学良是"逼蒋"还是"反蒋"?--也谈张学良"联共"之谜

有关西安事变发动过程中 ,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 ,以及对蒋介石的态度 ,究竟如何 ,是张学良率先提出“逼蒋抗日” ,还是共产党影响张学良最终在事实上走向反蒋 ,近十年来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尽管已有学者依据扎实的史料 ,提出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解说 ,但时至今日 ,相当多的西安事变史和张学良生平历史的研究者 ,仍旧因循前说 ,即相信个别当事人并不完全一致的回忆 ,和前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先生对此的解说。面对事隔几十年后的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史料 ,和历史学家从历史文献档案中发掘出来的史料对比出现明显矛盾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当相信前者 ,还是应当相信后者呢 ?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张学良送蒋回宁初探——纪念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90诞辰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为了逼蒋抗日,是完全“为了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陪送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既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     

统一建制前绥宁地区抗日运动发展及特点

历史上的绥宁是东北北部为中心的密山、东宁、穆棱、勃利等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统一建制前，中共在这一地区组织了相当规模的抗日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研究这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演变及特点，对于进一步探讨早期抗日运动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

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 92 3年至1 92 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这是第一阶段,杨虎城因忠实信仰三民主义,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与中共相互信任与合作,堪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典范;1 92 7年7月至1 935年初,这是第二阶段,杨虎城顶住冯玉祥“清党”的极大压力,继续与中共合作往来,在规模和层次上也有扩展,难能可贵,“九·一八”事变后,他与红四方面军私订协定,和而不战,表明他对中共、对国共两党的作用与斗争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1 935年8月至西安事变前,这是他与中共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共通过三条渠道与杨虎城联络停战与合作事宜,杨虎城从抗日大局出发表示接受,为中共的生存与发展乃至西北日后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论十九路军的重建及影响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编。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编遣，已有研究视其为十九路军的终结。然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十九路军的愿望，两广事变为十九路军重建创造了机遇，并一度付诸实现。虽然不久再次被取消番号，但此次重建对宣传抗日、两广事件和平解决以及壮大抗日军事力量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抗日”与“反蒋”旗号下南京政府、十九路军、两广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薄弱军事联盟基础上的不稳定性与多变性以及反蒋与抗日的无力与失败。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6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便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     

中共事前得知“西安事变”消息说质疑

中共何时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有人认为,中共是事前得知,并言之凿凿:“一九三六年十二目十二日零时三十分,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张、杨就已经把将要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秘密电告了中共中央。”“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爆发前的五个小时就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原文注:‘西安事变’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五时三十分爆发的)。”还说,“中共得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振奋。红军战士当夜举行灯火游行庆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事变爆发前夕,张、杨有何必要冒此风险事先电告中共中央?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的历史演变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九一八"事变前,蔡廷锴民主革命的行为意识体现了崇拜旧民主主义革命、排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导致其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以"联共反蒋"为特征,以抗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使蔡廷锴在实践中成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政治盟友;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信念,最终走上了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季云飞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自１２日“扣蒋”至２５日“放蒋”，历时１４天。整个西安事变，张学良前后经历了“临潼兵谏”、“和平解决事变”、“送蒋返都”三次重大抉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