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文学本质论

钱谦益主张“文有本” ,这“本”正谓“灵心”、“学问”、“世运”。他批判前、后七子的剽窃之弊 ,反对竟陵派的“幽深孤峭”。他重视“忠臣志士的性灵” ,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从而强调“文学必反映世运”。他尤其提倡文学“善变”论 ,反对文学拟古主义 ,重视文学随时代的变化。由此言之 ,钱谦益重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以试图挽救晚明文学的空疏之弊 ,定立文学所要进的新方向。他上承明代文论而下开清初文论的先河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 ,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 ,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 ,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 ,未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 ,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试论孔子的乐教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教育内容也丰富多彩。他重视知识技能教育,更重视人们的思想品德的培养。后人常常认为他虽以“礼乐”并重,但对“礼”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乐”的重视,因此认定他是以“礼”为教育中心的。其实不然。从《论语》和有关古籍的记载来看,孔子认为礼教,只能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能从根本上净化人们的性灵,而乐教则能陶冶人们的思想性情,所以,他对乐教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礼教的重视。     

胡林翼人才思想述略

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胡林翼因“治鄂、筹粮、复皖”之功而列名“中兴名臣”。他在政治实践上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与他重视选拔和使用人才分不开。     

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略论阮元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及其局限

阮元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并不是“以古为是”，也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不躬身实践、不问世事、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然而他力主“西学中源”说，未能实事求是他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大打折扣。     

魯迅和肖红——学习鲁迅札记

鲁迅一贯重视培养青年作家。二十年代中期,他支持并亲自领导“未名社”、“莽原社”,后来又亲自组织并领导了“朝花社”等,都是他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成绩,特别是后期,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他更加重视培育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青年。鲁迅对肖红的关怀和培育,就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证。肖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曾用名悄吟,鲁迅在给肖红等的信中常爱用这个称呼,或略写为“悄”、“吟”。一九一一年,她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试论苏轼散文的立意谋篇

“文以意为主”,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写作中的优良传统。所谓“意”,就是作家在执笔以前所形成的主题思想和中心内容。优秀的作家在著文时,无不是首先以“达意”为主要原则的。对文章的“意”,苏轼一向很重视。在已经掌握了素材,准备动笔之时,他强调“意”在文中的统摄作用;而在想要作文之前,他更提出要“有意而言”这个前提条件。相反,腹内空虚,却偏要搜索枯肠,硬挤出文章来,他是极端反对的。既然苏轼如此重视“意”在文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他自然不会对散文立意掉以轻心。事实上,他的散文创作也大多是命意新奇,别开生面的。由于他散文著述宏富,所以题材     

萨特的人学观

萨特认为,哲学就是“人学”。他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值得重视,但把“人”归结为孤立的个人存在和主观意识,则使他滑向唯心主义。他从“人的存在状态”、“人生的体验”对人作了分析,说明人是虚无的存在,“恶心”是人生的体验和证明,表现了他的悲观主义。     

重要的在于实践─—孔子“言”与“行”简论

“言”与“行”,是孔子对人们立身处世中的思想和行为提出的指导性原则和主张。关于言,他认为,耍“慎于言”,“言必有中”,“不以言学人,不以人在言”,强调加强品德修养是言语得当的前提,说话要讲究文采,反对花言巧语。关于行,他主张“敏于行”,强调“听其言而现其行”,行的目的是推行和实践他所提出的观念、原则和道德伦理规范。“言”与“行”二者的关系是统一的,但更强调和重视“行”,表现了他实践第一的观点。     

孔子美育观

本文探讨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教育家孔子的美育思想和美育实践。孔子极重视审美教育 ,在他看来美育就是一种情感教育 ,“诗教”和“乐教”就是他艺术教育的内容 ,他倡导审美的学习境界 ,他在教学中采取直观启悟和和诉诸情感的具有审美色彩的教学方式 ,往往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教学效果。孔子的教育理想是人生的艺术化与审美的伦理化的化合相加     

浅论孔子的体育思想

孔子的学说包台着丰富的体育思想和养生之道，他重视体育，崇尚札射，以“仁”，“札”为准绳，反对非仁，非札的体育活动；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认识到了体育对智力发展的特殊功能；在养生方面，他主张有动有静、旁逸结合的“中和”养生法则，重视主观努力，防治疾病，争取延年益寿。     

他者、杂糅与翻译：后现代视域下英汉融合双关语翻译研究

后现代思潮对异质性、互文性的强调在翻译研究中掀起了一场全方位的认知革命。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翻译观使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传统翻译互动中两种类型的“他者”：传统二元等级结构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他者”和在二元临界地带流浪的游离性“他者”。长期以来,翻译学界对第一类“他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处于二元临界地带流浪的游离性“他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游离性“他者”在文本层面的典型体现,英汉融合双关语这一新型杂糅文本逐渐兴起并已进入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却并未在学界得到应有的关注。该类文本不可通约的“他者性”和“创造性”特质有利于人们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义、可译性和翻译伦理问题,为后现代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教学论范畴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

教学论范畴是对教学活动这一特殊领域中各种现象及其特性、关系、本质等进行抽象性和概括性反映的基本概念,具有主观性、客观性、整体性、稳定性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其发展趋向主要表现为：由注重“理论思辨”转向重视“教学实践”;由崇尚“他域化”转向强调“本土性”;由侧重“生硬移植”转向强化“学科特性”;由关注“表层关联”转向重视“体系逻辑”。     

论苏轼书论的美学思想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苏轼不仅精通诗词、文赋,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他重视书法创作理论,其书论集中在他的书画品评题跋文中。这类文章大都篇制短小,率性而发,兴会所至,不经意而为之,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苏轼崇尚“自然天成”,认为书家应注重作书的心态,而不能刻意去追求字的“形”;他重视“师法”前人,认为书法创作的出新必须以“宗法”为基础,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融入书者的人格品性,力求达到“书如其人”的境界;与之相应,书法鉴赏者也须具备卓越的见识、高深的造诣以及求实的精神,并坚持“书以人重”的原则。     

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培育

鲁迅历来重视为革命事业培养人才。一方面,他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织向旧社会进攻的宏大队伍;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注意扶植培养大群新的战士。在对敌斗争的前沿,他横刀立马、威震三军,“不克噘敌,战则不止”;在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工作上,他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显露出“母性”般的诚挚     

论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及其模仿观

王闿运在五言诗创作实践中非常重视对魏晋诗歌的模仿,他的模仿观建立在对诗有“家数”“格调”的认识基础上,王闿运平生模仿最为用力的是其所谓的谢诗格调。他对于魏晋诗歌除了对原诗词句层面的模仿外,更为重视模仿诗歌的写作技法。王闿运对魏晋诗歌的模仿行为在五四时期招致很多非议与批评,他模仿的宗旨其实是为了探究诗歌的“古式”与古法,最终是为了“治心”和修养自己的心性,与受强调创新的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五四时期文学评价标准有很大不同。     

尊“他”重“异”－－中国近现代翻译伦理观

翻译是人类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和意图而进行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自我”与“他者”两种文化的交际行为，复杂的翻译行为需要翻译伦理的规范和约束。中国近代和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的翻译实践所折射出来的翻译伦理观念——尊“他”重“异”，即：尊重他者，重视“异化”，并提出当代翻译伦理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罗汝芳的教育思想

罗汝芳一生大量的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入其门称弟子者、讲会上的论辩者、听众等。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人修身,然后“明明德于天下”。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求仁”、“赤子之心”、“孝弟慈”、敷演“圣谕六言”等。在教育方法上,他主要的方法有宣讲式和互动讨论式。互动讨论式主要是由学生向老师问问题。或老师向学生提问题,再大家针对问题辩论,堂上为了活跃气氛还可插入歌吟等活动,形式不拘一格。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多思、发愤、时习、作疑、悟,他重视老师问题,他认为老师应是“善之至”、“立人之极”。他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值得研究。     

论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身体”

提到柏拉图,人们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以及“真善美相统一的理式”。于是,很多人以此推断柏拉图所推崇和关注的只是人的灵魂层面,而贬低人的身体这一层面。仔细阅读文本不难发现,柏拉图虽然重视灵魂的修养和提升,但也没有忽略“灵肉一体”的人的现实,他笔下的身体有束缚灵魂的一面,也有促进灵魂提升的一面。在对话录中,柏拉图对身体的复杂态度不仅体现了他对身体的重视,而且也打开了“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窗户,他的理想也许是灵魂和身体的和谐统一。     

伦理空间的想象性建构——以《金阁寺》的叙事伦理研究为例

《金阁寺》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由传统的重视“伦理性、思想性”回归“文学性、艺术性”的典型文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到很大重视.这导致了《金阁寺》内蕴的伦理价值远未得到充分阐释,而处于“文学性”的遮蔽中.文章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对“金阁”作为伦理上的“绝对他者”重新解读,呈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