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高的江南行迹——早期神僧事迹的叙事与传承

古代僧传的文本传承呈现出二元现象。以汉末译经高僧安世高为例,传记中的神异和非神异叙事,在传承方式上存在差异。非神异叙事多见于经序;神异叙事有颇多异说,可能是被佛教徒作为辅教"故事块"反复讲述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改编版本。神异叙事强调业报轮回,基本情节多与佛经叙事相合,此外可能也受到民间传说的影响。最著名的度化庙神情节,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庐山,可能与早期庐山僧团的信仰环境有关。安世高江南行迹的叙事与传承,体现出佛教传入江南后调和民间信仰的努力。安世高传记的文本形成过程,也为理解古代传记史料提供了一些启示。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唐传奇之“感应母题”与佛经故事

＂感应母题＂是中外文学共有的文化母题。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史记载中便蕴含了＂天人感应＂母题。从印度传入的大量佛经及民间故事中也蕴含了这一母题。佛经＂感应＂故事所具有的印度神话的夸张性、荒诞性、神异性及虚幻性对唐传奇小说母题起到了很大的触媒作用。此外,佛教＂感应母题＂所宣扬的果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有机融合,亦极大地催化了＂感应母题＂的风靡。     

《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的“三重”叙事

《太平广记》异僧小说整体上代表了晋唐时期僧传文学的叙事成就,有着宗教性、史传性和审美性三位一体的叙事特征。其神异叙事善于融通佛教哲思和启悟佛性体认;史传叙事注重烘托神异观念和突出宗教真实;审美叙事重视刻画僧人形象和描绘宗教神奇。     

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

中国居士佛教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佛教的终极关怀是世间,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佛法的修炼来解决世间基本问题,出家修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世间法而不是出世间法.中国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居士佛教将是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国演义》神异叙事的范型特征及其文化透视

中国古典小说诞生伊始,便与神话、子书及史书浑融于一体,具有多种文化遗传基因。神异叙事便是这基因优化组合的产物。从魏晋志怪的“万物皆灵”、唐传奇的“怪诞梦幻”至宋元话本的“今古奇观”,源远流长的“神异”叙事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一大景观。罗贯中《三国演义》集前代神异叙事艺术之大成,不仅在叙事理念、叙事机制、叙事谋略上独具特征,并成熟为中国古典小说神异叙事范型,从文化学角度观照,更易感知其深刻的哲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因此,这种熔铸了作家创作意图和文化意念的叙事手段其实为一种叙事智慧,其后的古典小说和现当代小说无不从中汲取营养。神异叙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于此功勋卓著。     

镜母题小说中的佛教情结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中,存在着大量以镜为母题的小说,其中写到的镜几乎都是神异之镜,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用镜大不相同.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中,几乎各种宗教都与镜有所联系,而这正是镜母题小说中神异的宗教色彩的来源.在各种宗教因素的影响中,佛教尤显突出.本文通过对镜母题小说中佛教情结及其源流的深入剖析,得出结论:佛教向镜母题小说的渗透,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也正是镜母题小说生命力强大而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表明了异质文化间的交融会给双方都带来无限生机.     

中古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与外来文化摭谈

中古志怪小说中受佛教影响的故事书极多,佛教故事极为丰富。从类型看,主要有因果报应型故事、地狱游行型故事、神异幻术型故事、观音救难型故事等。它们带来了全新的因果观念、地狱世界、异人形象以及救济观念。这些故事,是中印民俗文化交流互汇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早期佛典翻译中佛教缘起思想的演化

佛教传入中土早期面临的首先是佛典翻译与语言交流问题,此亦为异质文化交流中首要关键问题之一。从佛教在汉代传入的词汇翻译及语言转化的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到佛教传入我国的早期形态。其中,佛教缘起性空思想也在翻译转化中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文章重点分析汉代佛教基本词汇,如佛陀、涅榘、无我等词的音译及意译,以此说明早期佛典翻译中缘起思想的演化,以此管窥佛教中国化的早期思想演进特点。     

古代藏族汉地佛教史观若干问题探析

几乎所有重要的藏文佛教史都会介绍汉地佛教史或者在介绍汉地王统时加入汉地佛教的发展情况。在这些介绍中,藏族史家在史料的取舍和史实的认定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藏族史书所记载的汉地佛教史中,几乎充满了神异传奇,或者说他们比较认可汉地记载中那些充满神迹的记载;藏文史书关于早期汉地佛教史的记载,是一个内在的、较为封闭的体系;在藏族对汉族早期佛教史的记载中,《旃檀佛像记》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论佛教入华早期对中国本土神学的依附

佛教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由于恒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巨大差异 ,佛教在传入之初即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面对强大的中华文化 ,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 ,当时的佛教徒明智地将佛教与中华大地上盛行的神学思想相结合 ,并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儒学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佛教在中国立足的问题 ,并逐渐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 ,为其后的佛教中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近两千年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中的佛教早期是指魏晋南北朝佛教大规模入华以前。一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尚无定论 ,但学术界基本达成…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与陕北地区佛教早期传播

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龟兹国对于中国内地佛教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两汉时期上郡设有龟兹属国,陕北地区佛教传入是否与之相关?龟兹国内佛教传播早于中国内地传播。龟兹属国内的龟兹国人也对陕北地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陕北地区早期的佛教传播必然与之有着密切关系。     

两种文化视域中的慧远形象差异及其成因

慧远精于论义,以弘法为己任,是东晋的佛教大师。他在精英文化视域中蕴藉儒雅,呈现出遁世得道的高僧面貌;在通俗文化视域中世俗、神异兼备,展示为入世苦修的神僧形象。两种文化关注点、兴奋点的不同导致了慧远形象的这种差异。     

昙曜五窟佛像发式的“云冈模式”及其影响

昙曜五窟作为跨文化时代背景下开凿的中国早期佛教石窟,其艺术风格受鲜卑游牧文化、河西文化、中原汉族文化、西域犍陀罗文化的综合影响。昙曜五窟佛教造像之发型样式主要可分为水波纹发、磨光肉髻及丝发三类,是为中国早期官造佛像发式的基本形态。佛像发型样式的“云冈模式”之成形与发展,对诸如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中国古代各地石窟佛教造像的发型样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牟子《理惑论》看佛教的中国化趋势

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重要论著。在这部早期的佛教论著中,作者用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诠释了佛教教义,批判了其时社会中人对佛教的怀疑与责难;在形式上,则采用赋体主客问答形式与设喻的表达方式,来展示思想,凸现主题。这表明了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土人士利用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表达对外来宗教文化的一种理解,充分展示了佛教中国化的变化趋势。而这种变化趋势的出现有赖于作者具有沟通两种文化的能力,以及作者所居之地的苍梧郡给予他实现此种沟通的文化空间。     

试论中国佛教艺术的现代价值

提到中国传统艺术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佛教艺术,佛教艺术是以一整套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服务的宗教艺术,它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过程的繁荣昌盛是功不可没的.中国佛教艺术的现代价值包括:审美价值,文物及学术研究价值,商业价值和心灵净化价值.我国的传统佛教艺术价值逐渐被认识和发掘.在日益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视、借鉴和发展我国的佛教艺术.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

古代所谓的魔法在内容上是混合了巫术仪式、医药知识和幻术等因素的一种专门化技艺或手段。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行的魔法,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外来因素。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魔法中最有奇幻色彩的由"大秦幻人"表演的一种幻术就主要传自埃及亚历山大。魔法往往被宗教传播者用来延揽信徒,在释迦牟尼的早期僧团中,就有一些成员是当时著名的"幻师";中古时期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人更是大量使用魔法手段来吸引教众,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魔法知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鸠摩罗什虽以义学与翻译著称,但他所掌握的魔法或幻术知识相当丰厚,其获得此类知识的源头来自小乘学术体系中所谓的"杂学"。在西域龟兹时,鸠摩罗什就使用过一些神异手段来预言凶吉;到中原后,鸠摩罗什对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主要是在停留凉州的17年中,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他用"纳镜于瓶"来验证"芥子纳须弥"的法术,为我们认识鸠摩罗什与后秦统治者姚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迥异于传世主流僧史文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