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城市制度研究

日本的市制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现行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自1947年基本形成以来，以自治为理念，以法律为基础，在兼顾地方的自主性的同时，指挥和发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对保持较小的地域差距和建设安定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介绍日本城市管理体系，包括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大中城市的管理方法、各级政府的具体的分工情况、组织结构和财政制度等，并分析该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我国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提供参考。     

浅析政治认同与地方政府绩效的关系

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看成是一种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空间,政治认同正是这个空间中联系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纽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公众基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对其权威的认同,是作为政府社会资本的政治认同,是区别于传统政治认同而存在的,它为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提供了秩序保障、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政治认同有利于规范社会公众行为,提高自治能力;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促进合作。政治认同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营造和谐的政治环境的基础,是提高地方政府绩效的前提条件。     

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彭真与中国地方自治的再起

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在推动地方自治上事功最著的可能就是彭真了。他一生有关地方自治的主张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此一时期他主要负责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由于阎锡山自1917年起开始在山西推动村治,山西成了全国地方自治的模范省,而抗战时的边区政府有大批山西省地方官员参与政务,使彭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作为村级建设的有效制度安排-地方自治。二、50年代。他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和居委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体现。他在北京建立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并推行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三、80年代。彭真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将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写进了1982年的宪法。接著,在他的执著争取下,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法》,开启了当代中国基层民主的另一契机。这三个阶段代表了彭真对地方自治的心路过程,从30年代的认识、学习,50年代的实践,到80年代的反思和重建。我们可以说他几乎是支手延续了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发展。     

日本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建立及其管理机制

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建立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的,只有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才能发挥出有效的组织管理作用。战后,日本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起了集权与分权并存共融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实行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和地方政府分权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乍一看,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关系不大,即不管什么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都将行使一定的组织管理功能,然而,在以自治为保障的地方政府确能更积极更有效地切实结合本地的实际特点和需要,发挥出富有实效的组织管理功能。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论现代宪法的地方自治原则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地方自治确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文本结构上,宪法的地方自治条款通常包含总纲或基本原则部分的确认条款、地方自治制度章的重复确认条款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设置条款：宪法对地方自治原则的确认使地方自治条款具有宪法保留的效力,即使是国家议会制定的地方制度法也必须受到地方自治原则的约束：地方自治原则与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和权力分立原则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关联,但它又是一项独立的宪法基本原则。地方自治原则获得成文宪法的承认,表明现代宪政主义已经摆脱单纯的国家中心主义.     

日本社会治理管窥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在加紧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亟须增进对国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借鉴。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课题,日本"公民社会"因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受到关注,日本地方自治面临的挑战又需要与"公民社会"携手应对。本文阐述了日本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内涵认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并对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略陈管见,认为成就有效社会治理需要调动民间社会积极性,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执政党、政府正确支持引导。     

基于结果导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美国凤凰城的经验及启示

绩效评估是西方行政管理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提高效率、改善业绩、实现责任的工具,“结果为本”是它的基本导向。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积极推行基于结果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为世界广泛关注。该市注重文化先导、营造结果负责的市政价值,并采取参与式评估的管理方式,在部门自治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竞争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作为西方绩效评估的一个成功案例,凤凰城为我国地方政府构建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