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哲学意蕴的再探讨——以三对关系为中心的理论考察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之作。哲学性质维度,《实践论》科学阐释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同时包含着重要的辩证法思想,是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哲学内容维度,通过《实践论》可以概括出“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总公式,其中“从实践到认识”是认识活动的首要环节,“从认识到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必由之路,最终实现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从而阐明认识活动的本质规定。哲学形态维度,《实践论》既承继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路,也蕴含着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因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在三对关系的能动把握中全面体悟《实践论》的哲学意蕴,持续增强推进“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有助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我们变革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因为它一刻也不能离开客观现实.毛泽东同志首次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中<实践论>的发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实践论>论述了"知、行"统一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中国化;<实践论>合理地整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化;<实践论>剖析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标准中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机和活力仍在于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实践本体论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关于实践的论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它在哲学层面上加以讨论;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进一步将实践概念置入到社会经济与社会历史范畴中加以研究。至此,实践更加强调社会变革之维度,历史概念在实践论中得以凸显。实践概念从哲学层面到生产层面的转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从旧的唯物主义哲学转向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研究哲学,马克思旨在废弃旧的理念,构建新的体系。于是,历史维度逐渐在马克思的实践论中呈现出来,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唯物主义并非实践哲学之本体,实践也并非马克思哲学之全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提出与运用,使哲学研究彻底超越了外在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把握《实践论》观点 指导我市海洋与水产业发展——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论著,内容很精深。怎样学好这篇文章?我认为必须要结合实际,就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和结合本职工作的实际。要正确掌握《实践论》的观点,从事理论研究和工作研究,用理论指导我们做好工作。一、《实践论》的观点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l、《买践论》阐明了认识和买践的关系。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也就是行和知的关系。人们通过实践去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去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认识过程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的实践。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就是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     

从知行观到实践论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篇光辉哲学著作。它不仅是对外国哲学史上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认识)“行”(实践)关系问题的科学总结。因此,《实践论》的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在关联及时代价值

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实践论》与《矛盾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辩证法,《实践论》主要讨论实践与认识的相互作用,《矛盾论》则主要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两者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都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整体解读《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内容和联系,不难发现和体会到"两论"通过对世界存在本质的把握所体现出来的极富智慧的实践辩证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启示:一是应重视对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克服教条主义的束缚;二是应以继承与发展的辩证态度对待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三是立足于具体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去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     

大数据时代的实践论转向

作为全球化时代和第四代新技术革命的汇聚点,大数据已成为当代文明进程的"壮丽日出",从物理秩序、生命秩序到人的秩序,大数据站在"第一哲学"的高度,审视和占有当代哲学领域的每一个细节。实践论是大数据时代知识大战的第一阵地。自主建构的实践主体、"复变"形态的实践客体、智能化平台的中介革命和三维图式的实践内容构成了大数据时代实践论转向的基本要素。实践论转向为中国发展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有特定辩证内涵的新实践论

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其理论核心正是这样的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一实践论也中国化为具有特定辩证内涵的新实践论.它的形成过程是由毛泽东提出"具体实践"范畴,经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批判论",到1992年以后,先后强调"实践创新论"和"人本实践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将这一历史过程逻辑化,人们看到:这一新实践论是以一般实践与具体实践、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实践批判性与实践创新性、实践的科学性与实践的人文性的四项辩证统一关系为其独特内涵和创新规定的.     

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从机械反映论到实践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经历了从机械反映论到实践论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研究和借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人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识的差异,在接受其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角度,即劳动实践论、人的本质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联系于劳动实践。     

《实践论》、《矛盾论》与“一国两制”的形成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了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主要内容的演讲，并散发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论”便问世了。“两论”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也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的重大发展，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对“一国两制”的形成和确立具有指导意义。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与“一国两制”的形成。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上的对事物的认识，辩证地论证了认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知和行之间的关系，即是“通…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多种哲学思维融通中的《实践论》

《实践论》的哲学思维特色在于反思思维、实践思维、辩证思维和悟性思维在其中互相融通。探讨《实践论》的哲学思维特色,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实践论》的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所达到的成就,给今天依然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以有益的借鉴。     

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范例——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认识论思想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范例。”这是对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哲学思想的中肯的评价。毛泽东军事著作中的认识论思想最可贵之处,在于把哲学理论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引入社会实践,使它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工具。毛泽东的认识论代表作是《实践论》。然而,早在《实践论》发表之前,他已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认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实践论》发表之后,他又     

从《实践论》谈党员干部调查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级党员干部掌握调查研究能力。调查研究实质上是一个能动的认识过程。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强调实践第一性原则，为党员干部掌握调查研究基本思想与方法提供了哲学指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实践检验的工作方法、动态研究的工作思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努力从《实践论》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不断增强调查研究的本领。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本分析

在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中,马克思多次使用"实践"概念。《博士论文》中的实践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主义实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是人本主义逻辑下的异化的工业实践,在《论费尔巴哈提纲》中才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实践具体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费尔巴哈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实践的态度以及实践概念的侧重发生了转移:从异化的实践到科学的实践,从物质生产实践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