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以德为本:孟子"和合"思想的特质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可以理解为事物和谐、协调、平衡发展的状态.孟子学说中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合""身心和合"和"人伦和合"."天人和合"是通过对天赋之德的体认,而达到的天人融洽之境;"身心和合"是将本心贯注于身,而达到的身心融贯之境;"人伦和合"是将内在之德扩充至社会人生,而达到的人伦和睦之境.孟子"和合"思想的特点是以德为枢纽,贯彻天人、身心和人伦各个方面.     

儒家抑或法家:论桓范的政治伦理思想

桓范是魏晋之际不可多得的儒家人物,从残存的《世要论》来看,他把阴阳五行论与儒家学说结合,主张德治为主,德刑合用,强调君德与臣道之不易,认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并以"慎刑""息兵""节用"作为"得民心"的具体措施。这些观念,明显受到孔孟尤其荀子学说的影响,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再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桓范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与当时诸多权力人物进行过"肉搏",具有一线的政治经验,这使得其思想与孔孟尤其荀子相比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但他仍坚持了儒家的理想和原则,没有滑向曹魏统治所青睐的法家。他是一个极富理想又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将之归于法家有失妥当。     

庄子德论的内在理路——兼析心神形成的直接本源

以往研究庄子之"德"多囿于内篇,同时相对于"气变而有形"而言,"德"所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状态,心或神从何而来?往往没能确切地说明。以文本整体为视域,通过考察"光""天""天光""心神""性"范畴与"德"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德"之本源、状态、衰败和修养层面揭示其内在理路相对比较明晰。具体而言,"德"本源于"天光"的布施而降于人,赋予心灵以正直、泰然、安定、和谐、宁静、缄默、清纯、平静等自然状态,心神保此状态乃是"德"。由此"德"构成了心神存在的形上依据,而"光"是形成心神的直接本源。如同"光"在受外物遮蔽下曲而不直、不能普照万物一样,心神受外物形名、仁爱、法度和情欲的困扰而散乱,由此失去了自然状态,"德"遂衰败。鉴于此,需要"吾丧我""无为言之""莫若以明""成和之修""安之若命""性修反德"等修养功夫返归自然状态,与德相合、与道相辅而行,而其德论的意图主要是破除德之"伪"而挺立德之"真"。     

罚金刑利弊的价值评析

罚金刑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附加刑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单科罚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寥寥可数.罚金刑的利弊之争应建立在刑罚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对罚金刑的优缺点应从正义、秩序、人道、经济性、刑罚体系完整性等价值角度进行评析,正确认识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与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

慎刑思想滥觞于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过儒法两派的认可和深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慎刑思想演绎的一系列刑法理念、刑制原则、审理机制和司法伦理，使其成为古代贯彻德法合治原则的典型体现、约束专制严苛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推动传统法制繁荣的重要动力。慎刑思想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消亡而式微，及至当下沦为域外谦抑理论的本土“注脚”，这既忽略了“谦抑”的本土适应性，也阻碍了“慎刑”的创造性转化。慎刑思想不仅有别于谦抑理念，而且其精神和立场更具辩证性和多样性。对于慎刑思想的正确定位，应当是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且拥有丰富历史实践的，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优秀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倡慎刑思想，有助于消弭不同刑法观之间的分歧，确立刑法与道德的本土认识，推动刑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强化制度和理论的本土表达，以及深化对司法人员的伦理建设。     

道家老庄哲学“尚和合”的思想理念

道家老庄哲学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与所以然,追求自然秩序、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自然和合一体。从“道”“德”“物”三方面来看,老庄哲学围绕自然世界、个体生命、人世社会三个层面建立了道家和合思想的基础框架：以“道”为基点,描绘出“和生”“和静”的世界图景;以“德”为核心,彰显了“柔和”“成和”的生命境界;以“物”为对象,倡导着“和同”“和顺”的处世原则。视域宏阔、博大包容,推重自然、关注人生,崇阴贵柔、顺物无争,是道家和合思想的显著特点。在当今时代的人文语境下,转生道家“尚和合”的思想智慧,将为和合大同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启迪。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当代大学生开放包容心态培育机制探究

开放包容心态是指一个人主动敞开自己、悦纳他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培育大学生开放包容心态是培养大学生健全的公民人格的基本标尺,是建设和谐高校校园的基础,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从"情绪控制""开放性""包容度""冲突化解""乐群性""人际融合力"等六个层面展开对当代大学生开放包容心态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大学生心态存在的问题,提出大学生开放包容心态培育的具体机制。     

刑法的时代轨迹及未来趋势

古代复仇、中世纪峻刑、近代博爱与科学、当代折衷是刑法嬗变的不同时代。古代刑法以神意、复仇、酷刑为特征 ;中世纪刑法以神学、罪刑擅断、峻刑为特征 ;近代刑法又分为博爱时代、科学时代 ,分别以罪刑法定、刑罚人道和刑罚救治、预防犯罪为特征。当代刑法以个人与社会并重、相对罪刑法定、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存为特征 ,规范责任、新社会防卫论、人格责任论、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相结合等思想理论居主导地位。未来的刑法将趋于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存、刑罚更为轻缓、刑法刑事政策化。     

孔子法治思想新论

孔子的政治学是以“仁、礼、法、德”为基本框架,孔子对法的思考亦在此框架下展开。孔子立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二分结构,定位礼、法之治的疆界、路径和方法：礼是治人之法,路径是“以仁入礼”,方法是礼法和礼罚;刑是治民之法,路径是“以仁入刑”,方法是刑法和刑罚。孔子论刑法治民,主张制定刑法应“以民为本”,目的是使“法无所用”,由此提出“片言折狱”“胜残去杀”“讼必无讼”刑治三步论。刑法之治要走向“法无所用”,需要法度思想的滋养和法度精神的引导。     

和合"仁学"伦理:精神和谐构建的伦理基础

"和合"是事物冲突融合的理想状态,精神和谐就是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思维和情感等方面的"和合"。社会主义精神和谐构建的关键是培养社会成员包容、共生、合作的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利他精神及自我牺牲精神。和合"仁学"伦理正是在这些方面为精神和谐的构建提供了宝贵资源。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     

孔子的德治思想及其价值根源

孔子认为"为政在人",提倡"为政以德",主张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为政思想和主张。孔子德治思想的创设和建构,是对周初"敬德保民"等政治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知天命",既是对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化天命观的转化和超越,也是其德治思想的价值根源。孔子把天人关系的重心从"天道"转向"人道",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罚金刑之数额规定研究

大幅度增加可以判处罚金刑之犯罪的数量，是１９９７年刑法的重要特点。而罚金刑之价值的有效发挥，与立法规定关系密切。本文在总结了我国罚金刑在数额之立法规定模式及特点之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行罚金刑之数额规定的立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的不适应性，导致罚金刑异化的可能性，司法操作的难于规范性，司法裁判的难执行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罚金刑数额规定的基本思路：维护罚金刑作为刑法的性质；科学确定罚金刑与自由刑的比例；以限额制作为罚金刑的主要规定方式；对不同模式的罚金刑设定不同的数额标准。     

廖纪的学术思想探析

廖纪推崇儒家经典之"古本",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扬弃和批判。他在人性论上,坚持人性源于天命的一元论;在心性论上主张心、性、理合一,并将中庸之道诠释为涵养心性、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为本,财为末的"明德亲民"思想。廖纪的思想反映出他理性、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批判、创新的精神。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之一）

毛泽东的刑法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表现在多方面。贯穿于制刑、量刑与行刑中的主线是区别对侍、宽严相济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与此相反，主张一律对待、只严不宽，搞重刑化，或者只宽不严，搞轻刑化，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不成功的。坚持毛泽东的刑法思想，对当前刑法修改与完善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现实需要，均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的时代价值

"和"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不同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所以然的根据都归于太极之"和"."和"的内涵从声音的调和、味道的调和,发展到药物的调和、政治的调和、人际的调和、思想的调和、万物的调和,最终上升到无所不在的"和".无所不在的"和"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不断地由实而虚,逐渐成为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太极思想的代言,成为中国哲学的本体. 这个本体"和"不是孤立、静止、片面的本体,而是蕴含着阴阳和合、生生不息的本体. 阴阳和合、和实生物、和如羹、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和"哲学内涵的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是全面、深刻体悟"和"的五个方面,只有时时抱住"阴阳""生生"才能深刻体悟这五个方面."和"既有"阴阳和"的辩证,也有"多元和"的包容.辩证与包容是客观的,但价值观是人对客观的主观选择,虽然"对立"与"统一"是矛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在对"对立"与"统一"的主观选择中,中国哲学的传统强调"统一",而不是"对立",这是客观事实.     

中国传统社会控制思想的两条主线

我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对社会控制思想的研究.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礼治""仁政"的"软控制"思想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严刑峻罚""以法治国"的"硬控制"思想,对我国古代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德法兼治、"德主刑辅"这一传统治国模式的形成有着根本的影响,并成为我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基础.随着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渐次展开,历朝历代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儒法两家的社会控制思想也进行了融合与排斥的抉择,同时也对二者进行了演绎、发展和完善.     

论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天道与人道依据

儒家吸取法家、道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主从(经权)式的“独尊儒术”模式,并给出了天道与人道依据:“一而不二”、阳主阴辅、德尊刑卑是其天道依据,人性质朴论与义利两有、独尊仁义的义利观是其人道依据。董仲舒对天道与人道依据充分完备的说理论证,为“独尊儒术”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