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论中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型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城市行政管理性社区治理体系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社区正在兴起,从而改变传统的社区制度的供给与创新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公民自治互动的新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体系.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崭新的公民自治性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新体制下贵阳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角色定位思考

在社会治理新体制下的多元主体中,政府仍然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应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当好社区规划建设的指导者、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社会组织的培育者、公民参与的组织者。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是参与民主理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实践,是生态环境治理变革的重要方向。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重视公民环境享有权利与管理权力的双重赋予,主张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关系,以提升生态环境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公民的政治理性与公共精神。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实践需要以信息公开为基础引导公民监督评价,以渠道拓宽为保障畅通公民利益表达,以协商民主为核心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公民自主治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居民参与式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广东广宁县的经验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向度，更加强调参与本身的价值，更加重视社会治理中政府与 NGO 和公民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更加推崇透明、责任、公平、有效的政府目标。参与式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是地方或基层。经验表明，践行参与式治理，可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近几年，中国基层出现不少参与式治理的成功经验，广宁模式是其中之一。总结其有效做法与成功经验，分析其运行中的不足与缺失，对参与式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社区管理升级转型: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基于N县的实证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目前我国创新社区管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模式。社区管理的规范性、高效性、主体性激发了我国网格化管理的热潮,但科层化、强制化、短期化问题所导致的运行困境也迫使其必须升级转型。实证案例分析发现,应该采用厘清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健全政策法规、贯彻"服务导向"治理理念、推进电子政务流程再造、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等方式,来推进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改革。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模式的构造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是社区村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保护的治理模式.参与式社区共管沿袭治理理论的价值和精神,推动着传统封闭式、排外式的森林资源管理模式的变革,力图构建参与、分权、多中心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网络化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现

当下,由于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不可治理公共事务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府所处的生态环境呈现出了复杂性、多变性等时代特征,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范式--网络化治理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网络化治理范式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呈现出了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基于网络化治理视角,探究公民参与网络化治理的时代价值、培育公民参与的观念、强化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优化公民参与的程序以及变革公民的参与方式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社会协同：社会管理的重大创新

社会协同是指社会各行动主体之间形成紧密配合的和谐关系与相互支持的合作行动.社会协同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问题,由此需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协同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社区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协同.社会组织的社会协同将经历有限参与、发展参与、充分参与三个阶段.需要培育“社会”文化,建设社会协同良好环境;转变社会管理思路,调节社会协同定位;完善法律规范,建立社会协同准则;加强信息透明,形成社会协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