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基于首次土地行政问责73个案例的分析

为遏制土地违法,规范土地行政行为,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土地行政问责制。在研究2011年首次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后续发展情况时发现,73名官员已悉数复出,但存在复出时间模糊、复出过程不透明、复出门槛低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官员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不规范不仅会降低土地行政问责的惩戒、警示作用,更会使公众对土地行政问责制失去信心,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等措施,对土地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进行规范管理,以此来增强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论高校校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领导体制,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校长权力失衡容易使校长权力滥用,导致教育腐败,这种背离了校长负责制初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对校长权力的监督不力造成的。要完善对校长权利的监督,应对校长实行问责制,完善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制度,使二者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与制衡功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使问责制有法可依;改变过去的校长由上一级教育行政领导任命的状况,建立规范的校务委员会;加强异体问责,使问责主体多元化等等。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

行政问责制可望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要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框架,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严格划分权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主贝任政府”建设及其实现途径探讨

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背景下,随着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社会共识与民众的强烈愿望。转变政府的施政理念,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设新型的政府问责文化,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是建设"责任政府"的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问责制”及其对促进基层政府行为合理化的探解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层政府存在一系列不合理的行为,在基层政府中引入问责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有权有责,权责对等,有利于促进基层政府行为合理化,在基层政府中建立“问责制”要从制度、法律、意识形态和角色转变等方面做起。     

法治视阈下的权力控制——以领导干部问责制为例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标志着从“权力政治”到“责任政治”的转变.但是我国的问责制制度安排不足,人治色彩有余.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典型案例和制度规定分析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轨迹,进而从问责的要件、责任的承担、问责的对象和责任的性质来对我国问责制做进一步的思考.     

论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

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基于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问责制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应负起社会责任。为制定和宣传政策服务、探寻实践中介和直接服务实践以及研究、应用理论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挑战及时提出预测、预警是高等教育研究应承担的具体社会责任。研究者要不断学习,提升理论修养,这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研究者要加强自律,学术共同体也要对研究者实施他律,如此研究者履行好社会责任才能落到实处。     

论高校行政责任实现机制的设计

高校行政有其权力特性和责任使命。根据依靠法治和民主、内外部控制相结合、遵循多元综合主义路径的机制设计思想,高校行政责任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与社会等外部机制和规章制度与行政纪律、民主与竞争机制、伦理机制等内部机制。以公共行政精神为核心的服务型行政文化建设作为高校行政责任机制的整合路径,最终可以实现维护学术自治、保障学术自由、服务学术本位的核心使命,体现公正与公平、回应与柔性、廉洁与高效和服务于学术的高校行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