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本文试图从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入手,探究阳明学术自"龙场悟道"之后如何从"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中突破出来、创立"致良知"说的内在逻辑进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揭示阳明"理障"说对"理"本体的破除、"良知"本体的挺立所带来的问题.     

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本文试图从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入手，探究阳明学术自“龙场悟道”之后如何从“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中突破出来、创立“致良知”说的内在逻辑进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揭示阳明“理障”说对“理”本体的破除、“良知”本体的挺立所带来的问题。     

黄宗羲对阳明学的继承和调整

黄宗羲在学问的总体方向上坚持了阳明的"向内求理"路径,纠正了阳明弟子空想本体的流弊,表现出了强烈的淡化心体、强化工夫的倾向,他承接了阳明的"心即理"的理路,从"理气合一"的高度强调心、性、情三者的合一,纠正了阳明把"意"等同于"念"而导致的工夫支离的弊病,强调"意"是未发的不动的心体,并把"意"与"良知"、"诚意"与"致良知"等同起来,从而将阳明学与蕺山学的宗旨统一了起来。     

《大学》之要，无意而已——邹元标对无意工夫的深化与展开

无意是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嬗变至中晚明愈发精微邃密。邹元标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提揭无意为圣人之学、《大学》之要。无意不仅是诚意工夫的圆熟状态,蕴含着“诚”的本质内容,而且是良知无执不滞的自然流行,表现为“无工夫中之真工夫”的作用形式。邹元标通过将无意与慎独互释,凸显慎独作为本体工夫动静一贯、体用一源的意涵。他还提出知止为《大学》之功,以性正心,以至善性体扶正茫荡之心;以无化有,强调“止而无止”才是真知止。要而言之,邹元标的无意工夫以自然明觉、真诚恻怛为根基,以生生一体的至善境界为旨趣。相较于刘宗周标举未发之中,邹元标更为偏重已发之和,他在由心转性的思想背景下倡扬修悟双融、坚守心性合一,旨在彰明阳明之真义,救正良知学。     

阳明后学对理欲关系的新阐释

明中后期以来，为了消除心学末流耽空蹈寂、任情恣肆的思想流弊，部分阳明后学通过论证本心“生生不容已”的自然发用，强调人之本性是道德理性与自然欲求的统一，主张立根于本心，通过即体即用的诚意工夫达致寂感合一的良知本体并依心体发用。在现实层面，部分阳明后学为了维护民众的普遍性利益，限制统治者的私欲膨胀，将絜矩之道阐释为协调统治者个人欲望与民众社会性欲望的道德规范，赋予公私关系以新的内涵，进而发展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学术论辩

阳明与甘泉的学术争执主要是:甘泉坚称儒与佛道不同根枝,阳明则认为佛道是儒之大道之发用;甘泉提出格物即把握天理,阳明的格物是正念头。其实阳明的格物还包括在具体事为上为善去恶。阳明认为甘泉的格物是求之于外,甘泉申辩这是因为阳明的心为腔子里心。实际上俩人皆有本体心认识心义,但在论辩时,都忽略了对方的本体心而只着眼于对方的认识心;甘泉不赞成阳明的致良知宗旨,认为良知的获得和拓展均仰仗学问思辨行,否则难免冥行妄作;阳明认为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的旨归是溺事外求、缺乏主宰;"勿忘勿助"是甘泉体认天理的根本方法,阳明批其悬空,主张"必有事焉"也即致良知的工夫,勿忘勿助为良知的固有属性。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

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

基于本体工夫论的阳明心学包含着深刻的美学智慧 ,其心学美学以“良知”为本体境界 ,以“致良知”为本体境界澄明的工夫 ,最终指向是人生理想境界的落实与圆成 ,本体———工夫———境界即是阳明心学美学内在的逻辑构成。阳明心学美学对生命境界的执著追求和对本心独知的鼎力高扬对中国当代美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门后学致良知说的演进

王学以致良知说为其主干。王阳明在肯定良知天赋于主体的同时,又强调先天良知最初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只有通过后天的致知工夫,才能使之转化为自觉之知。致良知的这种二重性,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以王畿及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现成派,将注重之点集中于先天本体(良知),并由强调本体的见在性而表现出取消理性工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如何从本体工夫论切入阳明心学美学研究

阳明心学美学蕴涵着传统中国乃至东方哲学美学的深层智慧,"本体—工夫—境界"是其内在的理论构架。本体工夫论是切入阳明心学美学研究的独特视角,传统与当代的统一、东方与西方的会通、本真与本心的辩证构成该研究的基本原则。具体研究内容则从四个方面切入:其一,从宏观的角度,历史和逻辑统一地考察阳明心学美学形成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其二,从微观的角度,系统地分析阳明心本论美学的逻辑结构及其独特的审美本体与工夫论思想;其三,从比较的角度,深入地透视阳明心学美学及其本体工夫论思想与西方传统美学理路的不同;其四,从现实的角度,客观地分析阳明心学美学对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的现实意义。     

晚明心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之辨

先天良知（本体）与致知过程（工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论题之一。在王门后学中，王能、泰州学派对先天本体作了多方面的分流，但由此又将本体等同于现成之知，聂豹、罗洪先等反对以本体为见在，但同时却试图返归寂然未发之体；二者从不同方面展开了良知的先天性之维。与之相异，钱德洪、欧阳德等及明末的东林学者则以后天工夫为关注的重心，从各个侧面对致知过程作了考察。以此为前提，黄宗表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本体与工夫之辨作了深刻的转换。一现成良知说：工夫的消解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曾提出了利根之人的预设，并以直指本体为其…     

泰州学派在江西的流衍及其思想特色

自从王艮在阳明后学中另启泰州学脉之后,泰州之学在江苏、江西广为流播,甚至在学术上出现了两地双蜂并峙的格局.泰州学派中的江西诸子继承了泰州之学面向平民大众的学术取向,他们不仅在良知论、心性论、工夫论及儒学伦理世俗化等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改良社会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展现出古代知识分子浓厚的社会参与意识,造就了江西"泰州之学"鲜明的思想特色.     

良知贯通于自然——论王阳明“良知”说的自然维度和生态价值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良知"不仅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是贯穿天地万物,达成万物一体的枢纽。在良知的诸多含义中,"气"和"心"构成了贯通天地的两条路径:气兼具物质性和运动性,构成了人与万物的物质统一性;心的感应能力则使得人们作为能动的主体自觉到自身与万物的一致性。良知贯通万物的特性使"致良知"工夫成为了以追求"天人合一"之境为目标的"大人之学",而这需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阳明认为,"大人之学"就是要将自然界纳入"道德共同体"之中,以普遍关爱的态度对待之。而根据儒家"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此举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能利用自然物,而是强调人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应是关爱而非戕害,并且当人类要剥夺动植物的生命时必须十分慎重,反复考量其必要性。相比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深生态学""大地伦理"等思想,阳明良知说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框架,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思想对立。     

阳明学中的“顿悟”、“渐修”之辩——兼论邹守益对“四句教”的回应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学问的最终理论提炼,认为是不可移易的宗旨.但“天泉证道”表明其最重要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出阳明学中“顿悟”、“渐修”的进路分歧,对阳明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邹守益作《青原赠处》对钱、王在“四句教”问题上的分歧做出回应,强调工夫只在良知发显的寂感神应之“几”,通过致良知实践工夫的回归消解了“顿悟”、“渐修”在理论层面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