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这篇论文的写成,是他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王国维早就用佛家眼光即"天眼"去看待人生。因此,《红楼梦评论》关于人生苦痛与解脱的哲学底蕴的核心观念主要源自佛家而不是叔本华。曾受东方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厌世哲学使王国维进一步从理论上完成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进而使他形成宗教化特别是颇具佛家倾向的美术观及文学观,以致把《红楼梦》几看成一部解脱人生苦痛的佛教文本。     

并非"反《红楼梦》"之作——《儿女英雄传》新见

清代旗籍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历来被研究者认为是一部“反《红楼梦》”性质的作品,本文从小说中文康本人对《红楼梦》的评论、文康的性情观、文康的写作动机等方面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儿女英雄传》并不是一部“反《红楼梦》”之作。     

漫谈《红楼梦》的“本名”

《红楼梦》在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有过多种异名。如第一回就列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清末又曾出现过称为《金玉缘》的本子。但最通行的是《石头记》和《红楼梦》二名。而其“本名”,则为《石头记》。在甲戌本第一回正文中《石头记》三字旁,脂砚斋即批曰:“本名”;程伟元《红楼梦序》亦称:“《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说《红楼梦》的“本名”是《石头记》,除上引脂批和程序可作重要证据外,还有两条佐证:其一、《红楼梦》第一回所列诸书名,首先出现者为《石头记》;其二,《红楼梦》早期抄本大多称之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参体同构：关于《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问题

赋与小说在形态与体格上是貌似大相径庭、实则一脉相承的两种文类,二者在《红楼梦》的时代形成“参体同构”。《红楼梦》不仅援赋作入小说,秉持“远师《楚辞》而近学六朝”的赋学观念,存“隐曲之笔”;更是援引赋法入小说,以“七体”结构小说第五回,以“曲终奏雅”结构小说全篇。反过来,诸篇《红楼梦赋》又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首次以“赋”体完整组织、重写小说,以“赋法”构筑一个新的大观园世界。“赋—说”同构的文体形态分别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赋文本敷陈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与《红楼梦赋》二者的成功“互参”,是辞赋与小说试图以“赋法”同构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文体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放谈《红楼梦》诸公案

《红楼梦》主题思想、宝钗和黛玉、《红楼梦》人物阵营的划分与价值判断、《红楼梦》是否“另有本事”、后四十回是续作还是原作以及《红楼梦》创作方法等论争由来已久,所有这些论争各有道理,给人以启发,又各有其局限性。《红楼梦》研究者应立自己的“论”。     

《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诠福之伪托

(一) 《红楼梦》的第一个印本,是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本一百二十卷。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程伟元因为“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红楼梦引言》),出了第二个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的印本,因是程伟元所主持的,人称“程本”,为了便于区别,又把辛亥本称为“程甲本”,壬子本称为“程乙本”。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红楼梦》坊刻本,都是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关于《红楼梦》的版本,人们也一致相信程伟元《红楼梦序》中的话:第一,“《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第二,此书开始的以抄本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第三,此书“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祗八十卷,殊非全本”;第四,程伟元数年以来,“竭力搜罗”后四十卷,先是积有廿余卷,又“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     

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

《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一是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二是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三是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     

《红楼梦》“同性观”的回归性建构

多年来,对《红楼梦》中“情”的阐释多指向“男女之情”。而对曹雪芹所观照的“同性恋情”缺乏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本文通过对《红楼梦》“同性观”的多维阐释,进而展现曹雪芹对理想情爱观的超前之思。     

潘德舆《红楼梦题词十二绝》笺证

《红楼梦题词十二绝》是清代诗人潘德舆读《红楼梦》的独特感受。题咏中既涵盖了潘德舆“评红”理论的阐发。又是他多年读《红楼梦》之情的凝结。结合潘德舆人生经历与诗学观对此组诗作一笺释,谋求较为深刻的解读和鉴赏。     

《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本篇侧重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红楼梦》哲学是“无”的哲学,是“心”的哲学（形象性的心学）,其最高的哲学境界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其哲学视角是“天眼”、“道眼”式的大观视角。其哲学方式是好与了、观与止、色与空、阴与阳、真与假、是与非相通为一的“不二法门”。《红楼梦》作为异端性诗化的心学,与儒、道、释相关而自成一格局。     

士大夫文化精神的指归——《西游记》“三教合一”新论

本文认为 ,《西游记》批评了儒释道三教中虚妄、怪诞、迷信的成分 ,对三教中契合士大夫生活情趣和人生哲学的成分则大加推崇。因此 ,《西游记》的“三教合一”观反映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精神。     

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一）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的思想“核心”和“精华”,是曹雪芹认识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述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内外尖锐而复杂的重重矛盾,是其必然没落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和谐统一的“融合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系统性、明确性和鲜明性。借助佛老的“语言外壳”是《红楼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一大特点。     

歌德的生死观:积极进取,精神永生

以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和歌德本人的书信与文学作品为研究文本，运用实证主义和思想史的观察方法，分析了歌德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唯心主义的死亡观和精英主义的“精神永生”说，从总体上梳理了歌德的人生哲学。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红楼梦》与《诗经》

本文先根据《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对待《诗经》的不同态度简要分析了《红楼梦》作者的诗经观 ,又通过《红楼梦》中随处可见的对《诗经》字句和意境的化用 ,来说明前者对后者的创造性运用 ,从而体现两者形体语料和理路气脉的相通之处。     

《红楼梦》家族自叙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个人经历为隐线,以家族生活为背景,从而拓展出人生与社会的画面,是《红楼梦》“自叙传”写作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现代作家所继承与发展。巴金的《家》是典型的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自叙小说”;曹禺写《雷雨》,不仅受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影响,也深受《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是《红楼梦》迷,《金锁记》折射出《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在心灵深处,而不在简单的笔法描摹。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凭借“第二自我”披露出自我情感的隐秘,并以多元的人物性格折射出家族衰败的必然命运,从而带有《红楼梦》影响的自叙家族史话痕迹。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可悲的历史倒转——评红学索隐派的“复活”

<正>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红学索隐派,在清末和民初曾盛极一时。经过胡适、俞平伯考证出作者及家世的大略情况,提出了“自叙传”说,又经过鲁迅发展了胡、俞的见解,进一步从文学的角度提出“写实”、“自叙”和“人情小说”,断定“作者盖知人性之深”,对《红楼梦》作了许多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