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信任消解的社会学检讨

伦理信任,既是行为自由方式,也是社会精神结构。作为前者,其具体形式是“己-他互利”的道德信任或“纯粹利他”的美德信任;作为后者,它是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并构成制度、法律、规程建构的本质规范及实践指南。伦理信任的精神本质是“平等-共生”,它遭遇解构的表现形式是道德沉沦和美德消隐,但实质却是“平等-共生”精神结构解构。解构伦理信任的社会方式有两种,即前结构性解构和结构性解构,前者是政治以颠倒伦理的僭越方式设计和创建无伦理信任精神结构支撑的制度、法律、规程,使社会只有刚性的形式秩序;后者是指以伦理信任精神为指南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在运作进程中遭遇畸形变化的世界力量解构了其深层社会精神结构。两种方式都源于“财富-权力”结构的垄断。因而,改变伦理信任消解状况,重建伦理信任精神结构和伦理信任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权力”结构问题。     

信任:现代人幸福感的社会资本

现代人幸福感悟能力的弱化源于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缺失。信任是社会生活中人对人的一种依赖,是人与人之间对彼此规范、诚实、合作行为的一种预期。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信任奠定现代人幸福感的情感基础、公共美德和基本道德规范。构建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氛围,增强提高现代人幸福感的社会资本,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技术如何“信任”人——算法信任视域下智能风控正义的审思

现代人工智能的“可信任”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人对智能算法的信任问题。但在风控领域逐渐转向AI“合理怀疑”能力的要求中,算法对人的“信任”也已成为人工智能伦理的重要问题。风险防控本身就是如何信任一个人的问题。在现代未来学思维下,人把对信任与怀疑的规划都交付给技术,以降低风险率。人工智能风控技术以数据和算法作为信任人的方式,这是智能时代“后人类”的一个必然的社会深度脱域特征。因而,人工智能风控相对于其他智能技术需得到独特的哲学关注。但是这种算法信任主导下的风险防控,必然面对正义性的考量。在人工智能物逐渐被作为一种能动主体的情境下,实现其在风控场景中对人的“合理怀疑”也成为智能风控的基本伦理要求。     

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这两种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但这两种效应对人际信任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经济”效应对包括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在内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它强化了向上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提升作用。但“道德”效应对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这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与“经济”效应明显的不同,它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社会流动角度考察人际信任形成的内在机制,不仅能够为人际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也能为寻求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提升和重建提供启示。     

恐惧与信任：利维坦的正反面

本文认为公民对利维坦司法之剑的“恐惧”不是公民社会稳定存续的充分条件。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反作用于“恐惧之统治”的“信任”,对于稳定、持久的公民社会的存续具有重大的意义。信任的建立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模式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理性就能发挥作用。理性作用的发挥和由此带来的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人类倚靠理性能力、抑制激情主导的倾向。信任藉由“提高人类禀赋中理性的作用”这一途径,实现对于人性的改造,进而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并最终达到维护公民社会存续的效果。     

信任的心理学研究与展望

心理学认为信任与人们的一些特定人格特点相关;信任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表明它可以促进风险情景下的合作;低信任者和高信任者在合作倾向以及乐观性等方面都存在可观察的差异;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倾向于人际信任;性别与文化因素对人们的信任有显著影响.而信任的决策过程、神经生理机制等关键问题目前却还不明确,需进一步研究.     

信任与合作：犯罪原因的一种解释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信任体系,它包括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制度的信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信任缺失,就会导致人对人、对社会、对制度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引起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和冲突,就会增加社会运转的成本,甚至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从信任论的角度入手,来探讨犯罪的生成,能使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犯罪,从而寻找到更好的控制犯罪的方略。     

企业员工信任力特征的探索性研究

企业员工信任力特征是指企业中员工获得上级信任所具有的心理品质和行为特性的总和。对498位被试者的研究发现,企业员工信任力特征主要包括态度品质的优良性、与上级相融性、能力业绩突出性和人际协调性因素,并且不同类型员工对信任力特征存在认知差异。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     

关于信任社会机制的跨文化研究

        摘要： 在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一种占有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一些文化是“信任文化”,而另一些文化是“非信任文化”。如果信任可以用统一、普遍的标准去度量,并且这种划分有助于我们认识多样的信任形成和管理机制,那么它是令人满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文化层面上对信任的思考要求我们考察在特定情形中那些旨在建立信任关系的行为的具体含义。这一目标是不可能通过对大量的量化指标进行宽泛的分析所能达到的,它要求更为细腻的质化研究。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和法国五个国家信任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那些所谓“信任社会”中的社会控制机制大都是外部的,而“非信任社会”则更倾向于在自主控制的机制中来建立信任。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每个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控制形式和机制,从而使其成员之间以不同的方式来构建信任。每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显现出优势和局限。因此,信任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意义是不同的,是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度量的。在信任问题上不存在文化宿命论：各个社会之间只存在在信任发展保障机制上的差异,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总体信任水平”的高低。管理中对信任的研究应该关注更具实践意义的每个社会信任形成机制的问题。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

中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空内,相继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共存、碰撞与交融,社会信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本土视野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作为社会信任发展的三个维度,赋予了社会信任不同的内涵。传统的软环境下产生的熟悉信任,现代的硬环境建构的陌生信任以及后现代碎片式信任关系。面对今天的社会信任危机,应该采取更加清醒、沉着和理性的应对方式。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资本理论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是它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农村不仅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水平低,农村缺乏现代社会信任,农村民间组织发育缓慢.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以培育组织型社会资本为突破口,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培育农村信任、团结和规范意识,同时要消除城乡间的制度障碍,扩大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     

突破社区治理困境：社区NGO——社会资本视角的阐释

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区建设所依仗的三大结构性力量,积习而成的“两头强．中间弱”的态势呼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当前中国社区建设正处于发展中的瓶颈期,治理主体单一、信任缺失、互惠失范,理性选择范式在解释社区NGO的治理功效上缺乏文化与微观层面的考量,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框架,而社会资本理论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务——信任、互惠、合作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社区NGO冶理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范式。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信任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

外商投资对我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建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偏向探讨正式制度与外商投资的关系，鲜有提及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外商投资的作用效果。基于2010—2015年CGSS数据建立26个省份的社会信任指标，以市场化指数作为正式制度，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GMM模型，旨在研究社会信任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都会对本地外商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并通过加入交叉项证实了社会信任对市场化程度的替代作用；此外，引入空间权重发现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本地外商投资对相邻地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持续稳健引入外商投资提供参考。     

我国社区NGO发展现状与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公民个体对社会管理水平的良好期待,即实现有效治理。单中心秩序模式的超负荷运作呼唤新的制度设计,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更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治理。社区NGO在吸纳散居社会个体、搭建国家-社会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多极非均势治理主体的复杂博弈同样引发一系列问题:主体权力边界模糊、自治力量分化、社会网络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频发,治理模式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摒弃纯粹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突出了对沟通文化的考量,其所倡导的网络、合作、信任等范式也为走出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     

诚、信与经济伦理的建构

严格区分诚、信 ,是有意义的。经济伦理的现实目标是为信用制度的建立鸣锣开道 ,理想目标是促成经济活动的道德合理性。日本的经验向我们启示 ,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国民间的相互守信是如何重要。普及国民间信任 (诚 )与建立信用制度 (信 )结合起来 ,是我国目前经济伦理建设的最迫切任务。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乡土场域的信任逻辑与合作困境：定县翟城村个案研究

分散的小农必须合作起来才有出路,这在理论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但在实践中,农民往往难以合作。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一困境,但都忽视了信任这一重要因素,因此难以解释农民合作中的种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实践。文章从转型期乡土场域中特有的信任逻辑出发,探讨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而这些合作理性解释了我们在合作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惑。乡土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关系形态锻造了小农特殊的信任逻辑——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而当前传统村庄的急剧转型使得乡村社会的信任结构发生失调,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特有的合作理性和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