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境下的心路历程——《天路历程》与《西游记》之异质分析

虽然西方对天堂的梦想与东方对西天极乐世界的追求一样的热烈和执著,但在不同的语境中,由于不同宗教的影响,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总是表现于不同的诉求方式。明末作家吴承恩的《西游记》和英国17世纪作家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便是这种差异的杰出代表。本文在分析其文本共性的基础上,分别从作品的主旨、关怀视角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探究其差异及成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叙事立场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加剧和作家个体意识的觉醒导致了乡土叙事立场转型.作家们在坚持人文关怀与展示地域风情的同时,开始从乡土批判/乡土抒情二元对立格局中走出,进入一个个性化、多元化的叙事格局.     

语境·模式·规则——“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叙事的话语分析

“十七年”文学中 ,作家们大都突出与强化了爱情这一私人生活空间与工作、革命、战争等公共社会政治空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如此 ,几乎绝大多数爱情叙事都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宿命。从作家们的主观意图与实际接受效果的背反中 ,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机制——即合法性论证、全民动员、形象设计这三项功能     

“我”与“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类书写

本文将 2 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文学现象来把握 ,从作家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紧密联系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境下的社会 /文学思潮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在体裁、题材、主题、内容、形式、手法、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化、同与异、呼应与背离 ,从对“自我”与“我们”的两类不同书写角度给予了宏观概括 ,并由此区分了 2 0世纪中国的三种作家。在剖析了两类书写各自产生的渊源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承续、变异关系基础上 ,作者着重对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质疑 ,并揭示了 :新的文学生长点 ,正孕育在将书写“自我”与书写“我们”相融合的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     

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中的纪实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与女作家们确立了与阅读市场相匹配的叙事策略有密切的关系。女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大量采用纪实手法,把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生活方式及个人隐秘世界的体验、经验穿织其中,并用一大堆现实的能指符号制造真实、强化真实,让读者对她们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纪实叙事给女性都市写作带来的危机是作家想像力的日渐匮乏以及被动的卷入商业泥潭而担上“色情文学”的罪名。这是女作家们要超越自我时所不容忽视的。     

抗战时期中国女性作家的时空叙事及思想表达(1931—194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战火从东北蔓延至全国,女作家们从正面空间与负面空间两个角度,如实记录了物理意义上的战争图景。在时空纵横并置的叙事空间中,人们在战乱中的空间流徙提升了战争罪恶的客观性事实的容量,同时在时间流转中也凸显出抗战时期人们心灵的创伤。女性作家记录战争的残酷、控诉战争的罪恶,在超时空追问中表达出鲜明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对于抗战时期女性作家思想及创作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论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

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具有不同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作家的叙事指向决定了其叙事纬度,其叙事模式又与叙事纬度相适应。作家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是重构象征秩序的表现之一种。在这些名家历史小说中,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得以典型显现。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关于文学宏大叙事的几点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宏大叙事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内在合法性遭到质疑、颠覆和解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对宏大叙事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从宏大叙事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对后现代理论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和个人化叙事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反思。认为重新审视和辩证理解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对当下文学放弃社会责任、价值关怀和精神担当等,具有建设性意义。     

寻根文学的研究理路

作为新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潮流,寻根文学是当代作家寻求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融合、并以此来重塑民族形象和文学的努力的产物,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文化热"与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说",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外来文学思潮,以鲁迅、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传统等,则是它得以产生的理论与文学资源。由于作家们对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态度,使许多研究者认为寻根文学的创作与其理论存在着矛盾,因为无论作家们的初衷如何,他们在作品中所描述出来的文化似乎都只是一些"失落"的或"原始生命之根早已衰朽了"的文化。关于寻根文学的种种批评,说明了寻根文学负载了远非一个文学思潮所能负载、所能解答的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而它对其后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它所探讨、所反映的诸种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后殖民等新的理论视角下的再阐释,表明寻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也不仅限于它引起热潮的那几年。     

20世纪家族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以《狂人日记》《激流》《财主底儿女们》《白鹿原》为个案

20世纪家族小说的叙述方式经历了一个从全知叙述到限制叙述的转换,相应地,叙述者完成了从整合到分裂的转变,统一的权威的叙述姿态被打破并逐渐走向复合多元.家族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既表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个体选择,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家族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从叙述方式的角度考察家族小说,将进一步从形式入手深化对家族小说的研究和阐释.     

从同舟共济到分道扬镳——1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爱情与自由之辩

20世纪20年代，大量的青年作家试图在小说中探索爱情与自由的新关系，这其中存在着不同趋向：一方面，大量作家抒写了为爱情而战的决心，无论是追寻恋爱的自由还是追寻自由的恋爱，总之都是把爱情与自由同构；另一方面，也有些作家开始探讨自由对爱情的破坏，或爱情对自由的束缚。文章阐述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表现出的这几种趋向，并由此指出作家们的总体追求的意义所在。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篡逆”还是“禅让”——史学视角下的“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

"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是两次以"禅让"方式完成的王朝更替。在皇权时代,史家们一致认定"新莽代汉"是篡逆行为,而对于"汉魏故事"则评价不一。封建帝制结束后的20世纪,对于王莽和曹操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又多有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史家评论多样性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折射出时代性与客观性对于史家的制约。而在不同立场的史家著作里,这些史家通过安排情节结构来解释这两次事件,并赋予了两者完全不同的意义。     

智性叙述下的人类生存境遇——虹影智性化叙事手法解读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大多数女性作家没有意识到智性写作的必要性,过多地迷恋于叙事游戏,使某些文学作品成为纯粹的私人化文本和自呓.然而虹影在创作中采用了一种智性化的叙事处理手法,其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言说方式,独特的双重叙事视角,叙事情感具有一种"可传达性".小说语言节制、隐忍、含蓄,叙事视角平实,叙事情感高度内敛,传达出作家丰沛的审美理想,达到了大巧若拙的艺术境界.     

20世纪政治小说的生存语境与书写情态

作家关心政治,希望作品影响政治,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传统。文学自觉与政治运动合流恰好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小说自然生存的文化语境。对政治权力的焦虑、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和对主流意识的疏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政治或政治文化书写的三种主要情态。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当代文化视野中的打工文学与底层叙事

底层作家们描写底层人群的生存境遇,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艰辛,对底层民众内心的困惑、焦虑,精神上的漂泊,文化上的边际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悲悯情怀与"为民担当"的责任意识,并最终上升为对底层的终极人文关怀,但同时精英分子们自身亦需要进行自省与反思.从历史范畴与文学继承性来看,"找工文学"与"底层叙事"二者之间又有区别.     

海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性的放纵,对爱情的冷落来看,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情归何处——论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流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与“五四”时期乡土作家们“感时忧国”、“隐现着乡愁”的写实方式不同,对故乡表现出“拒绝”、“仇恨”的情感倾向,营造出了一系列关于故乡的历史神话和反神话,标志着乡土小说创作情感和写作方式的流变。故乡不再是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寄托,而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资源,一种可以诗性抒发和艺术虚构的空间。作家们关注的已不再是故乡的具体内涵,而是对故乡的言说方式。乡土小说创作也从原来的拯民救世的实用性中偏离了出来,走向了主观和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