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对地方创新投入的影响

在理论归纳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递归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否影响地方创新投入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了地方创新投入增长,但金融危机减弱了土地财政的促进作用。土地财政主要通过增加财政科技支出、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了地方创新投入增长,但其带来的房价上升则对地方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该研究明确了土地财政在地方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对地方政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宏观调控下地方经济发展融资困境分析与思考

主要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地方经济发展进行融资的模式目前已陷入困境,"土地财政"推动经济建设的融资模式也因国家对房价的调控而难以为继。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原因,研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治理的措施,辨识地方发展经济面临的融资困境,走出地方发展经济融资的困境,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与房价的作用机制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债务与房价正向相关的理论机制,表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引致地价上涨,地方政府更容易通过土地抵押举债,导致债务规模的升高;而地方政府将债务资金用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推高了房价.而从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来看,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以及地方官员的政绩需求导致财政负债,引发了大规模举债.进一步地运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10-2015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和房价存在相互的正向影响.据此,建议中央政府治理债务、调控房价需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而地方政府应挖掘新的财政增收方式.     

再论“土地财政”与城市高房价

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土地财政＂动机明确。政府垄断供地长久有之,可地价和房价飙涨却是近10年的事情。＂招拍挂＂只是发现了土地的真实价值和改变了土地利益的分配结构而已,本身并不抬高土地价值。＂土地财政＂过程合法、方式公正,＂土地财政＂收入的多少与增长速度更不构成房价上涨推动因素。＂土地财政＂与城市高房价无关。     

财政分权、地区差距及财政均等化——兼论转移支付的双面经济效应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中国日益扩大的地方间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文章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制度根源,利用1994—2008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计量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但它对于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产生了副作用,增长与均等之间存在取舍关系。此外,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调整区域经济起到"双面作用",一方面促进了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另一方面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财政收支与房价的关系——基于国内35个大中城市的相关数据

房价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房地产税收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2015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正向纳入回归模型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从公共产品资本化理论出发讨论财政收支与房价的关系。结果显示:房价与人均工资、货物进出口总额呈正相关关系;房价与年末总人口、年生产总值关联性较弱;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线性关系;房价与财政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与传统资本化理论不一致,合理解释是城市区位差异以及财政支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结构失衡,以及"租税替代"原理造成的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欠发达。     

“土地财政”棘轮效应倒逼下的自主债融资机制探索

"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土地财政"的棘轮效应又使得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形成较强的依赖,并助推房产价格上升;当"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时,地方财政便深陷偿债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应设法从"土地财政"中解脱出来,可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自主债融资探索,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与土地财政 ——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2020年以来,中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企业纾困、民生发展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地方土地财政现象带来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分税制改革尚未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努力扩大财源的过程中愈加重视带来可观收入的土地财政。利用2000—2016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出让面积,说明随着支出责任增加,地方政府在竭力扩大财源;收入分权水平则会对平均地价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土地溢价。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会更加偏向以地引资。因此,在优化土地财政运行过程中,中央需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强化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同时,财政支出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为民营经济松绑。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