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问题是个万古常新的伦理学问题,许多哲学家都对“幸福”问题有过阐述,亚里士多德汲取了梭伦、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幸福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幸福就是中道,幸福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的,这些论述告诫人们,幸福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幸福就是思辨的生活,幸福应该遵循“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试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来源、内容及对当代生活的启示三个方面来阐述笔者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着两种幸福观的差异,甚至将这种差异扩大到综合论与理智论之间持续不断的理论论争,往往纠结于哪种幸福更重要和根本。这种论争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细致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由于缺少思想史的考察和整体的判断,并不能凸显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置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德性伦理的理论背景中考察,又能够放在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对现代规范伦理的理论反思中凸显复兴德性伦理的幸福意蕴,会更加全面地揭示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根本特点,体现出他所特有的"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幸福与快乐——关于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诠释及其启示

“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一则核心命题,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对幸福和快乐这两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述,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融合。这对建构我们当代的幸福观,正确理解幸福和快乐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德性、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他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其德性幸福观能对人们有所启迪.     

试谈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哲学家,幸福理论是亚里士多德道德理论的核心。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概念、性质及其中道原则在幸福实现中的作用等方面内容的阐述,探讨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现代启示。     

论亚里士多德的阶梯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通过目的论论证与功能论证得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在第十卷中,幸福却变成了仅仅与智慧同一的思辨活动。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引发后世思想家对幸福是涵盖论或理智论的论争。但通过细入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目的论、功能论证及外在善的佐证,可以将其幸福观解释为一种温和的涵盖论——阶梯幸福观。在阶梯幸福观中,思辨活动是首要的幸福,而合乎德性的活动则是第二位的幸福,同时过实践生活所需要的外在善也包含其中。     

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及其当代意义

幸福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现实活动和理想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灵魂的合乎品德的实现活动,思辨活动是人的最大幸福,幸福和快乐紧密相连,幸福的获得需要外在的条件.他的幸福观把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统一了起来.他的幸福观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激励人们要为真理而奋斗,有利于集体主义原则的落实.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东方和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对其以后的东西方伦理思想史有着极大的影响。文章主要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并结合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阐释,对＂什么是幸福＂进行了论述。     

简述古希腊理性主义幸福观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尽管先哲们对什么是幸福的理解存有差异,但追求幸福的目标是一致的。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幸福观的历史考察是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视域,对建构现代幸福观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反刍人生——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童心”救赎

华兹华斯留给后人的佳作除了歌颂自然的诗歌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歌颂儿童,或是满怀童趣的诗歌。他对儿童、童年时代有着独特的看法及情感,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儿童的推崇,都体现出他强烈的“回归”或者“逆流”意识。他用诗歌表达“童心”,实现对人生的“反刍”。他在凝思中获取诗意的欢情,在灵视（vision）中解读大地上的悲情,而“童心”始终影响并参与了这些过程。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对儿童或“童心”的推崇旨在强调保持人的天性中能与山川大地共栖的灵动活力,且追求盎然生趣的幸福人生,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     

"无为"与"有为"的有机整合——论老子的"无为"观

老子用"天道"推论"人道",用"自然"以推论"社会",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显示了老子对于治理天下所持的基本态度。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日“巴学园”幸福教育的比较与思考

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天性，异化了学生的幸福感。追求幸福是每个学生不可剥夺的权利。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获得幸福感，而且要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初步的基础。日本和中国的“巴学园”为实施幸福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样板。然而，幸福教育又与快乐教育迥然相异，幸福不应仅停留在追求快乐的肤浅层次。幸福教育植根于温馨和谐的校园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不是工厂式的校园与无生命的书本世界。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基是幸福教育的理论使命与实践旨归。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艺术评论即“补救”

对于艺术评论,理查德·沃尔海姆提出了评论即"补救"的观点,也即恢复作品原状的观点。与文学评论的概念相比,这一观点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沃尔海姆主要从反正两个方面对该论点进行了论证,提出了"修正"、"细查"等观点。此外,他提出了认知储存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类。他还对创作过程和艺术家的意图进行了区分。     

“幸福广东”：一种社会政策学的解读

“幸福广东”的提出标志着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施政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将有力地再造新时期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文章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对“幸福广东”进行解读，认为“幸福广东”首先是广东人的幸福，但目前碎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实践路径加快福利广东建设，建构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从而为“幸福广东”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老子》“尊道贵德”与老年幸福生活

老年幸福程度折射出社会道德文明水平。幸福的晚年需要正面的价值引导,需要积极的文化传承。《老子》“尊道贵德”的生命理念为老年幸福生活提供了道德哲学依据,对老年幸福生活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生命健在是老年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遂性休闲是老年幸福生活的主要方式;参透死亡是老年幸福生活的终极保证。     

《列子》美学:无欲与纵欲的杂烩

《列子》的《天瑞》、《黄帝》、《仲尼》等篇,认为人性无智无情,要求达性之人“美恶爱憎不滑其心”,提出“无乐无知”是“无所不乐无所不知”的“真乐知”,反对逐情循欲而求生避死,体现了前期玄学——道家思想的特色。然而在《杨朱》篇中,《列子》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人性不再是无情无欲的,而是有情有欲、有乐有苦、有爱有憎的,“从性而游”就是“欲无不尽,情无不达”的享乐主义,体现了后期玄学的变异。     

“智慧之美”: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

卞之琳诗歌中的"智慧之美",是其自觉追求诗歌"智性化"的体现。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提出"诗要有大的哲学",到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等人提出"现实·玄学·象征"的结合,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尝试将诗歌艺术审美与个人哲思结合起来,卞之琳是这个探索过程中极为重要且影响巨大的一环。思辨的特色贯穿了卞之琳一生的诗歌创作并成为其独具价值的艺术风格。他的思辨以"相对"观念为中心,其诗中"距离"、"对照"和"变易"三大主题都围绕"相对"观念展开。诗人在艺术上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手法,从最细微琐碎的事物里发现诗和哲理,将抽象的哲思变为具体意象,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他是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艺术高峰,其在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的结合方面,以及在隽永与亲切间把握平衡的方面,取得了无人企及的高超成就。     

传统观念的尴尬境遇与地域生态的形象展示——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文化语境浅析

叶兆言是当代文坛的一位著名作家,其作品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具有浓郁传统文化色彩的历史名城。从小就生长在南京的叶兆言深受这种文化氛围的浸染,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品格。然而,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大时代背景下,传统价值取向逐渐步入困境,部分观念在现代思想的冲击下显得陈腐、落后乃至僵化,呈现出进步性与保守性并存的悖论。在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叶兆言作品里故都南京传统观念的尴尬境遇和地域文化生态形象露出了它沧桑的历史容颜。由于找到了地域文化思维这样一种独特的叙述视野,从而使叶兆言小说成了传达、展示、探寻传统观念的尴尬境遇与地域文化生态形象的一簇流动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