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现状、问题与改革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基本特征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 ,这种体制暴露出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等问题 ,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 ,应该积极探索新的改革方案 ,重构统一、规范和公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具体包括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 ;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 ,建立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 ;鼓励企业和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及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 ,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     

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优先序及供给主体研究——以福建省永安市为例

在农户的视角下,从农户认为“对自己和村里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两个方面进行的聚类分析显示,农民自己最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最急需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的排列顺序有很大不同。这说明有些公共产品属于“俱乐部产品”,农民可以自己投资或者投资一部分;农民最需要政府投资的是自己急需但不愿意投资或无法投资的公共产品。建议尽快建立政府决策和农民自主决策相结合的农村公共物品建设体制。涉及宏观的、外部性强的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决策;外部性不是很强的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建立消费者参与机制,让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和管理。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证研究——以江苏苏南、苏北地区若干行政村为个案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机制与效率问题.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探讨苏南、苏北不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     

完善和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与决策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缺乏,决策主体单一,"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的陈旧,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结构失调、供给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文章较全面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与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以目前各地农村积极探索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的实践为基础,提出对此问题改进的创新思路.     

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的逻辑演进——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式不足到次优供给模式契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涉农民公共产品权益的实现.但从实然发展角度看,政府先入为主的最优供给思维在农民偏好的“非全面显示”与“非理性行为”面前陷入桎梏,引致农村公共产品管理混乱和集体行动困境.在分析现代元素嵌入乡土社会引致农村利益分化、最优供给模式下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基础上,从应然发展角度指出次优抉择条件下“无嫉妒供给”模式构建、约束条件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嵌套博弈下多边治理机制引入及集体之名下村域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的构建等是保障农民公共产品权益实现较为合理的选择.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提供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本文结合实践,对基层政府和农户以及农户和农户之间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必要的配套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严重不足的结论。并就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制度创新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主体错位、效率低下和总量不足,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缺乏主动性,投资渠道逆向,扭曲了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由农户供给为主向政府投资为主的良性供给机制转换。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决策机制——基于“熟人社会”的博弈框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现行农村基层管理制度下,农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的合作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不足的重要渠道。文章重点建构农村社区成员参与合作供给行为的微观决策机制,强调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场域,嵌入在“熟人社会”的特殊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社区成员的交互行为,进而使农村社区成员的合作供给行为免于集体行动困境。     

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

信息权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公司治理以优化信息权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为机理,以萌芽式的自发性到监管的强制性再到创新的自主性治理的螺旋式路径演进.强制性治理是实行自主性治理的前提,它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市场公平;自主性治理是上市公司在满足强制性治理要求基础上实施的治理创新,它可以最大化公司价值,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内在机制的自主性治理和外在环境的强制性治理的共建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角度探寻反商业贿赂路径

近年来,商业贿赂事件层出不穷,已成为商业社会一大隐患,如何治理成为当前重要课题。传统的反商业贿赂法制已不足以应对商业贿赂,另辟他途尤其从商业贿赂的源头抓起,实有必要。商业贿赂的主体主要是公司董监事及高管人员,并且商业贿赂的受害者也主要是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商业贿赂屡禁不止与公司内外治理法律机制的缺陷亦有关联。因此,通过加强公司内、外部治理法律制度建设来达到反商业贿赂之目的,不失为一个理性选择。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模式与我国的选择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前 ,商业银行更多的是被当作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 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使银行业自身的治理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1999年 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 2 0 0 2年 6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使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成为全球和我国关注的焦点。商业银行具有诸多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特点 ,并由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以构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 ,是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对策性思路的基础     

基于有效治理的复合民主:中国民主成长的可能方式

既要顺应民主的潮流,落实民主的普适价值,又要切实应对巨型国家治理的种种现实难题,政治发展的特殊境遇,决定了有效治理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合乎逻辑的现实目标和基本准则.基于有效治理的民主实践不会拘泥于现有的民主制度形式,而很可能会在长期的试错性探索过程中,将各种有效的民主实现形式吸纳和整合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民主政治体系.     

欧盟扩大后的多边治理

欧盟扩大被认为是对现有治理体系的一种外在冲击,它扩大了欧洲的公共空间,也使得这种公共空间多样化。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等级制的治理模式越发显得缺乏解释力,欧盟不得不采用更为灵活、分权和软性的治理模式。     

欧洲治理与体制一体化

通过强调治理与一体化之间的相互依赖,可以提出一种欧盟治理的新路径。欧盟治理不仅被欧盟政体的新生特质所决定,同时对国家和欧洲层级上的体制形成有重大影响。欧盟治理和体制相互构建的过程可能影响到成员国体制的一体化和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善治"可能威胁到既有国家制度的治理能力和民主质量。可以一种系统的方法评定欧盟治理何时、为何是成员国一致性的绊脚石,或是跨国家一体化的跳板。欧盟治理能够开拓跨越国家边境的政治空间,但在国家层级上.欧盟治理还没有造成任何明显的解体效果。     

纵横治理:关系视角下基层流域治理之道--以长江流域深度调查为例

传统中国基层流域的同质化治理,陷入西方提出王朝专制主义的理论话语窠臼,遮蔽中国基层流域全貌。其实中国地域并不是铁板一块,基层流域治理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基层流域治理存在两种治理逻辑:地理单元越小,横向治理越强,反之愈弱;历史进程越近,纵向治理越强,反之愈弱。同时,既存在纵向关系中国家行政支配的治理机制,又存在横向关系中社会自主联结的治理机制。因而,新时代推进基层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适应时代发展,既要从历史中汲取基层流域治理智慧,又要不断构建新的流域治理制度和体制,进而打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流域治理格局。     

Ideology of “Minben” Philosophy of Mengzi as the Core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先秦儒家反对“暴政”、反对战争、“民贵君轻”等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其中尤以孟子提出的以“民本”理念为核心的“仁政”思想为代表.孟子认为统治者必须注重“民本”施行“仁政”,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民意”,其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民心所向,如果统治者施行“暴政”,人民就有权推翻其残暴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民本”和“仁政”的本质在于“以民为本”本身.虽然由于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这种思想难免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掩饰其专制统治的工具,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所起到的更加积极的作用,即警示、限制、弱化统治者的专制暴政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为士大夫阶层为民请命、争取权利、反抗暴政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将之简单视为仅仅是为了巩固君权、维护统治者的封建专制统治,甚至是思想上愚弄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是片面的、狭隘的.     

中国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形成机理与逻辑整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键就是要建立并整合四个机制,即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理机制和构建以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并在探索实践中围绕乡镇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扩展的趋向、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发展的核心、农村社会组织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提升的基础以及农村依法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成长的保障等四个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农村民主管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我国社会和谐治理中非政府组织角色浅析

促进社会和谐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重大主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面对这项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伟大工程,政府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显然力不从心。作为政府体系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理应科学调适自身角色,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而顺利实现和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