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综述——兼述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脉络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对其做出研究有助于深刻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和文化形态。我国古代谣谚文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至隋唐是文人著作对古今谣谚的自觉引用时期;宋元明清是文人对历代谣谚作品系统地搜集整理时期;民国时期至当代,谣谚的性质、文化功能、社会属性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但尚不完善。文章在此三个阶段的框架内,着重概括了汉代谣谚文化在历代的情形,以便为汉代谣谚文化的断代研究提供便利。     

试论湖州地域文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文章以区域文化的视角探讨湖州地域文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追述湖州文人酬唱的传统,指出宋代湖州繁荣的词坛风会实由此而来;并重点拈出"浮家泛宅"和"渔父"这两个湖州最重要的地域文化符号,阐明宋代隐逸词表现策略的构成来源。     

试论宋代家庭教育与词人创作行为的发生

宋代的家庭教育在促进诗文繁荣的同时,也孕育了词体的兴盛.宋代家庭不仅以诗文教育奠定词人的文学基础,有的还以专门的词教育培养其作词潜能.词人创作的内在动因,甚至某些创作契机往往也可以追溯到其接受的家庭教育.     

宋代教坊与宋代音乐文学

宋代音乐文学十分繁荣,其音乐文化的发达与音乐制度的完备为此期音乐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教坊作为一个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创作,并且凭藉其创作与演出实践深刻影响了宋代音乐文学的发展进程.     

以雅入俗——宋代小说的普及与繁荣

宋代小说比唐代小说更为普及与繁荣,表现在小说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和听众群,作者也由文士向俚儒野老扩展,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日渐趋俗,数量也大大增加等几个方面。宋代统治者对小说的喜好和有利于小说发展的文化政策,崇儒兼容佛、道的宗教政策给小说的普及和繁荣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宋代小说入史之举和私史编撰之风的盛行,使小说创作者能实现其人生价值,促进了以史为楷模的小说的大量创作与繁荣。宋代印刷术的革新及印刷业的发展又给宋代小说的广泛传播普及繁荣并实现其经济价值带来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物质保证。     

宋代文人与戏剧关系略论

宋代文人与戏剧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在戏剧创作、戏剧评论、戏剧研究方面都有表现。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戏剧的创作,欧阳修、宋祁、苏轼等人都写作过乐语。文人的戏剧批评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历史角度的批评,二是论诗论画时借剧为喻,三是以剧为主体,发表评论。北宋晚期开始,有关戏剧的著作陆续出现,可分为源流考镜、全景描述、剧目记录三个系列。戏剧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生如戏”的生活态度上。宋代文人与戏剧开始产生密切的关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市民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城市谣谚

在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背景下,宋代城市谣谚呈现出前代未有的新面貌。受市民趣味的影响,宋代谣谚呈现出时政性、世俗性、非正统性、诙谐性的特点。宋代城市谣谚的传播也呈现出鲜明的市民色彩,民间艺人、商贩、太学生是城市谣谚的重要传播者,瓦市、宴集、市场等公共场合成为谣谚的重要传播地。宋代城市谣谚内容丰富,表现出典型的市民社会特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考察宋代市民文化的重要资料。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宋代两浙地区民俗诗创作的多维透视

宋代两浙地区民俗文化的主导地位和文人群体的文化实录与传承意识,促进了浙地民俗诗创作的繁荣.浙地民俗诗的表现主题趋于专题化,表现体武趋于组块化、系统化,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容量,对于社会经济和民俗文化的观照与还原功能进一步增强,提升了以诗证史的史料价值,并有利于推进宋诗的雅俗合流进程和反驳宋调雕琢之风,在宋诗发展史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论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雅、俗审美两极

青白瓷是宋代创烧并盛行的瓷器,形成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一大窑系。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呈现出雅、俗两种审美风格,其雅者主要反映了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其俗者则主要反映了宋代市民阶层的审美爱好,并从中折射出了宋代重视文治、文化艺术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等时代背景。     

论《琵琶记》创作的文化心理背景

高明受元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出于对文人生存命运和立身扬名的关切、对儒家文化经治病乱社会的眷恋、对宋元以来文人形象塑造的普遍不满、对民间戏曲创作的偏颇和缺憾的批评以及对历史文人在民间谬传的责备和同情,创作了为文人立心的<琵琶记>.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宋代边塞词解读

宋代边塞词是古代文学史中较为独特的一种文学题材,其鲜明的地理印记,不仅深受中国古代中原农业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深远影响,也有当时宋代文人对边塞地理和边塞问题认知的直接反映,并借助多种地理书写方式来进行边塞词的创作。     

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如果社会处在变动、转型、失范的时段,文化批评就会相对繁荣发展.而如何发挥文化批评的批判力,重新认识并凸显当前文化批评的政治内涵,已经成为文化批评不得不面对的命题.辩证意象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乌托邦的想象力,乃是文化批评政治想象力的核心.丧失了这种想象力,文化批评就往往沦为道德谴责、政治批判或者技术论证.     

钱玄同与现代小说批评话语

现代小说批评话语的构建曾经是《新青年》同人的重要议题,钱玄同积极参与并因其基于语言的小说批评而独树一帜。他把国语建设与文学创作贯通起来,以明清迄于民初的小说创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其肤泛语与过火语的充斥,剖析其语言之所以缺乏质感的内在原因,并把批评锋芒直指其文学趣味中的复古倾向。现代小说发展的第一步是翻译,第二步是新作,而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撰稿则是其小说批评话语的具体实践。     

宋代鬼诗论析

鬼诗即鬼魂所作的诗歌。宋代文人士大夫喜欢听鬼故事,谈论鬼神,并由此大量创作、传播、书写、收集鬼诗。宋代鬼诗创作繁盛,这些诗歌以宋人笔记、小说、诗话为载体,由文人加工、润饰而成。宋代鬼诗在创作心态上表现出娱乐性、幽怨性、预卜性等特征。鬼诗在宋代之所以流行,与崇尚巫鬼的社会习气濡染、高压政治氛围下需借鬼以讽人、鬼能诗好诗成为宋代文人共识等原因密切相关。     

唐宋文人对《金刚经》的接受

《金刚经》是唐宋时期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唐宋文人对其谈空论幻的义理很感兴趣,在阐释《金刚经》的义理是表现出以儒道融合佛教的倾向,文人也将对《金刚经》的理解运用于诗文创作与批评之中。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也崇信《金刚经》具有神异功能,奉持《金刚经》可得庇佑。     

论宋代茶磨与器物文化

宋代是器物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制造业及繁荣的市井经济,宋人创制出一批精美的生产、生活器物,如文房中的笔山、砚屏、澄心堂纸,又如茶事中的金银制茶具;宋代是一个“雅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宋代文人的业余生活大多与雅事有关,对各类器物的收藏、鉴赏、推广即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茶磨即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通过对茶磨一物的考察,可见宋代器物文化独有的实用性与观赏性并重的特点,宋代文人在茶磨身上寄托的精雅审美品味与闲适生活理想,以及宋人对器物文化不遗余力的弘扬之功。     

从谣谚起源到歌舞艺术——论我国先民艺术思维走势

艺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劳动人民的自发创作。先民在劳动生活中,某个"艺术天才"偶然创作出的能引起大家共鸣的旋律片段或经验性话语,可看作谣谚艺术的雏形。此"创作者"与附和者共同构成"集体创作"。从文献记载的传说、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中我们能体会到谣谚艺术逐渐成熟的过程。"诗"与歌舞艺术以谣谚文化为基础,"诗"可看作谣谚艺术的逐步雅化,适用于文化修养较高的群体;而歌舞艺术则是借助政治的力量从朴素谣谚文化中迅速崛起,应用于统治阶层歌功颂德或享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