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诗与类曲——论词体特征在金元时期的嬗变

曾盛行于两宋的词体文学,在金元时代由于受到北方文化的薰染,其文体的性质、功能及表现形式等方面皆发生了某种变异,突出地显示为一种类诗与类曲的特征。所谓类诗,主要指词体形式上的徒诗化、内质上的言志化和语言上的古雅化。所谓类曲,则指词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发生的类似于曲的通俗化,一方面是在曲文学尚未成熟时,词体自身的俗化;另一方面是在曲文学繁盛之时,词体创作中向曲体的靠拢。     

论陈迦陵对辛稼轩的接受

在清初词坛上 ,伴随着易代鼎革的风云 ,在以陈迦陵为宗主的阳羡词派那里又鼓荡起“稼轩风”的洪音巨响。迦陵以稼轩为旗纛而纵横于词坛 ,充分显示了“中兴”的清词那旺盛的生命活力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迦陵对稼轩的接受 :一、生命际遇与词风 ,二、词风之渊源 ,三、语言和笔法。     

试论唐人小说中的联绵词

本文以《太平广记》中的唐人小说为材料,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联绵词的词汇概貌、词形、词义、用法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唐人小说中的联绵词总体上以继承为主;联绵词词形的发展变化逐渐趋于稳固;唐人小说中联绵词的词义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唐人小说中联绵词的用法趋于松散;语言的同化规则和人们的心理类推作用对联绵词形、音、义的发展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应重视探讨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晚清词学史上的柳永翻案之论——郑文焯论柳词平议

在千年词学史上,柳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词人.然而在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对柳永词予以高度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以此突出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郑文焯对柳永的推扬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骨气神韵寄托;第二,章法语言;第三,以柳比周,指出柳乃周之源.郑文焯推扬柳永首先是对词坛现实所存弊端的拨正,推举柳永是为了纠正学习梦窗词而产生的新的偏颇,意欲以空灵救晦涩;其次是郑文焯不立宗派转益多师词学主张的具体实践,郑文焯摒弃了以往乃至当代词学流派出于流派理念的狭隘的选择性;再次,郑文焯与柳永经历相似,情感相通,感同身受.郑文焯为柳永翻案之论,是晚清词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引发人们对柳永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对现代词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借鉴意义.     

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及吴世昌的词体结构论构成了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作为三种批评模式 ,它们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论词标准及方法 :似与不似以本色论词 ,自李清照提出“别是一家”说 ,本色论便完成了由无定准到有定准的过程 ;有与无有以境界论词 ,因境界之有无可用现代科学语言进行表述 ,故比起似与不似 ,以境界论词的标准就更为确定 ;生与无生以结构论词 ,结构论讲究二元对立 ,但对立的单元必有第三因素的渗入 ,此即“情”和“景”之外的“事” ,有此因素 ,才能另出新境。三种批评模式各有长短利弊 ,并无高下优劣之分 ,不同的批评模式之间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 ,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全部词学史的一种宏观把握     

论诈欺和欺诈--兼议法律语言的通俗化

文章通过对两大法系和罗马法涉及"诈欺"制度的分析,辨析"诈欺"和"欺诈"用词的优劣,企图以此展示法律语言的"通俗化运动"和法律语言本身特质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在立法文本及译著中使用"诈欺"是妥当的,并且主张法律语言的"通俗化运动"应该有恰当的界限.     

关于朝鲜语词汇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在朝鲜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中 ,至今还遗留着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其中有的是语言观念问题 ,有的是研究视觉问题 ,有的则是语言政策问题。因此 ,在朝鲜语词汇史的问题上 ,澄清模糊认识 ,更新语言观念刻不容缓。现从朝鲜语词汇史的角度 ,围绕语言词汇发展中的若干认识问题 ,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 ,应当正视汉字词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 ,固有词仍然是朝鲜语词汇的主体 ;第三 ,新时期外来词的规范应该有“弹性”。     

情报检索语言设计与心理学

情报检索语言是根据情报检索的需要而创制的人工语言.它的分类为:等级体系分类语言、分析、综合分类语言、标题词标引语言、单元词描述语言、叙词描述语言、关键词描述语言.情报检索语言是图书馆、情报所工作环节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是图书馆读者和情报用户查找资料的助手.     

类义词典与语义场理论

类义词典是指按义索词的词典,与之相对的是按词索义的类词词典.类义词典具有鲜明的特征:以词义立目.词目下无二级词目,词条以贴切为原则、以辅助语言输出为主旨.类义词典的理论依据是语义场理论.目前,英语类义词典已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市场上最期待的将是专为我国英语学习者编撰的英汉双语类义词典.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试论秦少游被贬之后的词

北宋婉约词人秦少游,多才多艺,被称为词家正音.他被贬以后的词写得哀怨凄绝,严重高古.与前期的词相比,内容注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着色浅淡,造境凄迷;含蓄蕴藉,韵味悠长;语言清丽,警句叠出,传唱千古,对后世词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论词乐与词律之关系

本文以<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为据,考察了词乐与词律的关系.指出涉及词律的一些问题,诸如词调创作、入派三声、押韵方式及句法结构等皆出于协乐的要求,并且都能在旁谱上找到音乐上的根据.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及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要求;大众文化的勃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内容的具体化,语言文字的通俗化,理论表达方式的视觉化、形象化、艺术化,理论宣传普及的产业化等.     

浅析辞书儿化词的规范——基于《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分析

本文从收录原则、规范层级体系和词目收录情况三方面将<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的儿话词对比分析后发现:在收录原则上,两者存在严格与宽松的不同;在规范层阶体系上,存在是否设立"两可儿话词"这一层级的不同;在词目收录情况上,存在收录类型的不同.三方面的差异揭示出现阶段辞书在儿话词判定、立胃、层级搭建等方面需统一规范,方有利于儿话词的学习和使用.     

辛派词人词学思想初探

以辛弃疾为主帅的辛派词人是宋代词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词学流派.辛派词人的词学思想既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散见于他们的词集序跋和有关词话词论中.其思想内涵和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弘扬主体,崇尚词品的词学主体观;二、陈经济之怀,作陶写之具的词体功能观;三、以气为词,刚柔兼济的词体风格论.     

中国古典词学雅俗呈现之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雅俗呈现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四个维面:一是雅俗呈现与情感表现关系之论的承传;二是雅俗呈现与主体学养关系之论的承传;三是雅俗呈现与语言运用关系之论的承传;四是雅俗呈现与词作审美表现关系之论的承传。上述几条线索,从不同视点上展开了词学雅俗呈现之论,多元化地展示出古典词学雅俗创造论的基本内涵。     

湖南宜章大地岭土话研究

本文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 ,大地岭土话的词化变调 ;第二 ,大地岭土话的名词“花钱”的使用范围和量词的搭配关系 ;第三 ,大地岭土话的人称代词跟其他方言、语言的比较。文章认为词在汉语中也是有现成标志的 ,要重视对偏僻的边界地域的方言调查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语言与宋婉约词的雅俗个性

中国词学界历来有雅词俗词的区别,也讨论到语言这一形式因素对雅俗个性的影响。但已有讨论多停滞于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分析,很少从语言角度串联一条雅化线索,进而分析宋词由俗及雅的发展过程。本文以柳永、周邦彦、姜夔为代表串联这样一条雅化线索,尝试性的开展了一点工作。本文认为:三家虽同为文人婉约词家,三家的雅俗个性却迥然不同,柳语近曲     

影视剧栏目的命名形式及语言依据

影视剧栏目名处于“标题”和“名称”的交汇点上,在语言运用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栏目名的类型不同,语言倾向也不一样,大致是:X.D格式有较强的“专名”语言特征,其他的有较强的“标题”语言特征。其语言形式以四字格为主,以双音节词为基本韵律单位。影视剧栏目在命名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语言文字的广告效应。     

从邓小平理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邓小平理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原则和途径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克服的问题.从邓小平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包括理论前提、思想前提、认识前提、主体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包括系统性原则、选择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发展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注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汇和整合;重视语言的民族化和表达方式的通俗化;以群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新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克服的问题主要有:因循守旧、保守观望等心理的消极影响;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等认识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