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中的民族国家问题探究

对白话文运动的出现和展开,不能仅从文学内部或语言内部的演变来看待,在社会时势出现巨大变动的历史语境中,白话文运动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欧洲和东亚诸国用民族方言俗语改造书面语言从而抵抗传统帝国的语言宰制,而白话文运动则是用大众化的语言形式来替代文言文这种本就统一的民族传统语言形式。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推动力来自于打败了中华帝国的西方,在中西文化意识形态的连接和冲突中,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在各派知识分子身上凸现。     

外来文化与中国白话文运动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白话文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以接受外来文化为开端,以“国家”为话语中心,以反传统的立场使近现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的缺席,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试论近代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原因

一般来讲,研究近代白话文运动,大都要涉及探讨其兴起的原因,但恰恰是这个在白话文运动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其兴起的原因,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绝大数研究者都将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原因作为研究该运动的背景来切入,没有专门、详细的论述,因而,语焉不详。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以下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广大仁人志士在民族危机中,试图通过发展语言文化来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科举制度的废除,士人阶层的瓦解,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文言文的滞后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解放汉语:白话文引发的语文论争与汉字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中国近代语文革新运动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同时包括了文体层面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层面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二者既相互支援,又彼此竞争.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的迅速推广引发了一系列围绕汉语发展水平的论争.经过讨论,新文化人达成了共识:汉语可以适应现代生活,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在此情势下,拼音化论者提出:汉语的不足应由汉字负责,要解放汉语,推动真正的白话文,必须废汉字.这就突破了拼音化运动自清末以来从汉字论汉字的思路,为拼音化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论证视角.这一事例提示了一个动态的“思想生态圈”的存在.注意“思想生态圈”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各种主张的互动对某一特定主张的影响.     

再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思想开明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资源,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     

论大众传媒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都具有历史转折的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和它的重要性还不相称。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并且结合大众传媒相关理论,从宏观社会层面到微观媒体操作层面,深入分析大众传媒对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影响,可以揭示出白话文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复杂性。     

作为“五四”白话文之源的黄遵宪的文学史贡献

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及其发展，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黄遵完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识性人物，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跨向未来。在晚清，他以高屋建瓴之势，倡导白话文的变革。从文字、语言到文体的革新，黄遵宪引领中国白话文学，使之走向了“五四”白话文地位之正宗。     

工具主义·进化主义·世界主义——论晚清至五四语文运动的现代性动力

"语文"运动系指晚清至五四期间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等一系列语言变革活动.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这场语文变革的三大动力.在这场语文运动之中,一方面,语文运动家以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为理论号召,实现了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由这三大理论原则演绎的工具理性、进步原则和世界视野本身又成为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这些因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又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化合分解,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     

语言重构的两种向度——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比较

在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语言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语言被视作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种重要的建构性力量.在这种语境下,中日近代语言变革的诸多相似之处得到了凸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皆以"推动教育进步"为指归,均标举起了‘‘言文一致'的旗帜,但在这表象之下二者间却存在深刻而又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彰显了语言民族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向度.对其问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探察,将有助于厘清"民族"一义的多重蕴涵以及语言在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当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     

赵元任先生在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中的贡献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之一,为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与胡适共倡白话文运动;身体力行撰写白话诗篇;激情满怀配曲白话新诗;活泼生动翻译白话作品;翻译表演戏剧白话作品。赵元任先生早年为推广白话文运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面向21世纪的中国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就是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语文改革。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自1892年开始 ,至今已经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中 ,语文现代化取得的成果主要是 :普通话、现代白话文、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面临即将到来的 2 1世纪 ,中国的语文策略应该是采用双语双文制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以胡适童年的阅读史为中心

胡适在童年时代阅读了大量的传统经典、史书、小说等,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传统经典和史书中,胡适接受了传统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实用经验理性、怀疑精神,并以之破除鬼神迷信;从阅读小说中,胡适接受了白话文训练,为以白话文批判文言文和文学革命准备了经验基础。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传统是复杂的、多元的,它在胡适身上显现出两重性。胡适既承继传统,但又批判传统,以一种传统批判另一种传统。胡适并不将传统视为走向现代的障碍,而从传统中获取现代性资源,使传统成为步入现代的一座思想桥梁。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胡适派诗学对中西美学诗学的偏取及其得失

胡适派诗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偏取上的。胡适诗学的理论依据:其一是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其二是西方意象派的诗学主张。一方面,胡适派诗学家以自己先行预设的诗学观念来切割中国诗学史,强行把中国传统诗学划分为文言与白话,舍弃文言而偏取白话;另一方面,则以自己因受到白话报刊文章的影响而形成的白话观念,来接受西方意象派诗学,从而对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胡适等人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初期白话诗学观念成为初期白话诗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是导致初期白话诗艺术成就低下的根本原因。     

《新青年》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在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凭借自身的舆论传播力量,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催生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并使之迅速扩大;它促进了白话文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使现代白话文理论从笼统走向精细;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使之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新青年》对现代白话文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现代白话文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彻底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言中的正统地位。     

03版高中文言文文意注释辨析

文言文注释是中学语文教材注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学语文教材注释的难点和重点。课文注释是中学生阅读文言文必不可少的辅助资料。因此,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文言文教学的效果。然而2003年秋季发行的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中文言文中文意注释方面却存在着砂谬误。     

中国科技发展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立国之基、强国之本。在科技领域,以钱学森、李四光、陈景润、袁隆平为代表的科技精英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为支撑,克服千难万险,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立下了不朽丰碑。     

鲁迅《呐喊》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

语言变革是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不仅关涉文学的革故鼎新,也涉及怎么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的话语权及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看待民族认同这一"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作为思想个体,鲁迅对语言嬗变蕴涵的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认识极其复杂,如《呐喊》既呈示了语言变革与身份转换的复杂景观,也体现出文化启蒙的悖论性。研究其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