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出版发行

正侯灿先生的论文集《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于2019年10月由中西书局出版,该书系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丛刊"之一种。《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共收录论文40篇(其中《再论麹氏高昌的将军戎号与宿卫兵将》分上、下篇,实收论文应为41篇),分为三个专题:"西域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8篇;"吐鲁番历史与吐鲁番考古研究"22篇;"楼兰考古研究"10篇,囊括了侯灿先生在几个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正如论集卷首孟宪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符的运行以及存档等问题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略论高昌上奏文书

麴氏高昌的历史研究,有赖吐鲁番出土文物资料,目前已经获得了相当深入的进展。高昌的文书制度,也有很卓越的成果问世。虽然这些文书的利用更多地不是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的,而本文正是选择了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观察。关于高昌上奏文书,本文对于其具体形成过程和构成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从高昌国官制的变迁的视角观察上奏文书的基本变化,也是本文的特殊之处。通过上奏文书的研究,相信对于整个高昌国史的认识,都会有所帮助。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出版发行

<正>这本论文集由刘安志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发行。它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183)的前期研究成果,收录论文17篇,均为项目组成员近年来围绕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与研究这一主题,展开的新思考与探索。这些成果所涉年代,包括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四个时段(4～11世纪),内容除对具体文书进行考释与分析外,还围绕吐鲁番出土文书探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民     

隋封高昌王麹伯雅弁国公索隐——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隋炀帝曾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公,本文认为弁国指高丽国。炀帝大业八年带伯雅首征高丽不利,回到洛阳,封伯雅为弁国公,是准备二征高丽获胜,派伯雅镇守其地。炀帝有此奇想,是受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题记称"面貌类高丽"的启发。炀帝大业九年二征高丽,因杨玄感起事撤兵,未能如愿;大业十年三征高丽,虽自称得胜,但其时,伯雅因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导致"义和政变",已逃到西突厥避难,炀帝的奇想终究没能实现。     

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及其在高昌王国的物价比值

本文主要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详细探讨了萨珊银币作为麹氏王朝高昌的基价货币,在政府税收和民间商品交易中的比值。肯定它在西域通用了一百三十余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     

吐鲁番学中集检索与研究之大成的重要学术成果──评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

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考古文物工作者在对吐鲁番地区文物遗址和墓葬多次勘查发掘的基础上，获得了大批文物文书，这些文物文书为我国吐鲁番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自1981年以后，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即今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科研人员在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儒先生的领导下，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科学整理，陆续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10册。1992年以后又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和释文对照本（又称"图文本"）壹至蔓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为吐鲁番学的研究…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出版发行

<正>孟宪实先生的新书《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2017年3月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一个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史料与新问题。在今日,除了依旧延续生命力的敦煌文书之外,源源涌现的吐鲁番文书与出土墓志,又成为了带动中古史学术潮流的新史料。由其引发的新视角与新问题,极大地拓展了中古史研究的思考边界。孟宪实先生的新书《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正是集结了其近年来在出土文献与高昌史、隋唐史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收录了24篇研究论文以及3篇书评。本书的内容从文献角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和石刻文     

吐鲁番学研究新成就——评《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

<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项目编号:05ZD060)辅助工程研究项目"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项目编号:XJTSB061)的最终结项成果《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2013年11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两篇三册,即程喜霖等编著《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文书篇)》(以下简称《文书篇》)上、下卷和程喜霖等主编《吐鲁番唐代     

《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研究》出版

正武汉大学黄楼先生的《吐鲁番出土官府帐簿文书研究》已于2020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对象为新疆吐鲁番地区所出中古官府各种杂帐簿,包括当地官府运作中产生的行政性、经济性、军事性帐簿以及记录往来客使信息的驿馆客使帐簿。在对这些帐簿文书进行重新缀合、整理的基础上,通过北凉计赀出献丝帐、阚氏高昌某郡綵毯帐、杂差科帐等讨论十六国时期以户调制为特征的赋役制度以及百姓承役情况。通过唐某年西州高昌县更簿、开元时期鸜鹆烽铺名籍等讨论唐代官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玄奘高昌国讲《仁王经》索考

玄奘西行求法,曾滞留高昌月余,期间应高昌王麹文泰之邀,为之讲《仁王经》。麹文泰之邀请与玄奘之应邀,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就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言,无论是中原抑或高昌,都存在着讲说和推崇《仁王经》的风气;就麹文泰本人而言,他既有着推崇《仁王经》的信仰,也有着希望借助佛教以缓解高昌国危情的需求;就玄奘而言,西游之前,他便已熟习《仁王经》,具备了为高昌王等信众讲说此经的知识储备。通过玄奘弟子圆测的注疏,我们依稀可以看出玄奘在高昌国讲经的内容。     

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

在回顾唐长孺师毕生学术贡献时,就不能不提到在他倡议并领导下,历时十三年才完成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也释“沽各半”

刘瑞明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89页《义熙五年道人弘度举锦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沽各半。”第181页《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作“故各半”，编者校“故”为“沽”。第三册第71页《高昌章和十一年某人从左佛得边买田契》作“沽各半”，谓：“故各半”的“故”使句意不通，因而被校为“沽”。但这仅是以多见的“沽”来校正少见的“故”，实际也不成文意。今议，“沽”应是“占”字之误。“占各半”是说同一契约文本，在同一纸上写成一式二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