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日］中村淳序言元代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原中国佛教以外的西藏佛教的传入及其受到蒙古皇族的极力尊崇而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蒙哥在位时先后三次举行的所谓道佛争论①，作为道教与佛教的最后对抗，以及佛教取代全真教...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略论中国文化汲取佛教文化的逻辑进程及其历史启示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29卷第9期上发表文章指出:(1)佛教初传,以黄老神仙方术和玄学为中介,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互相认同和依附;(2)僧肇、竺道生对佛学原义的把握,标志中国人对佛教由认同走向辨异,佛教由依附走向独立发展;(3)儒道与佛的冲突是佛教由原义、独立而进入辨异、摒斥阶段;(4)佛道相互吸取,道教进一步完善发展,佛教中国化;(5)以佛教中国化为中介,儒学吸取佛学而产生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学为主,儒、佛道并存互融,相互协调的新的有机系统;(6)在中国文化汲取佛教文化的逻辑进程中,作者对于汲取外来文化的基本矛盾和内在规律…     

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连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     

统合儒释的文化贯通——柳宗元与佛教论略

柳宗元今存有关佛教的文章30余篇，以至多有评者认为柳宗元是佛教忠实信徒。柳宗元好佛既有家庭影响，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更有个人对佛教独到的见解。“好佛”是为“求道”，“好佛”是为“统合儒释”，同时也反映其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的碰撞。     

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宗密判教简论

本文认为,宗密通过评判禅宗各派、和会佛教与禅宗、会通佛道儒三家,建立了其和而不同的佛教判教思想体系.宗密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先系统地对中国化佛教--禅宗进行判教,论述佛道儒三教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部个案佛教史研究的力作——评颜亚玉《三平史考》

佛教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至深、作用至大。对于中国佛教的研究热潮,至今方兴未艾。近年来,学术界有中国佛教史的鸿编巨著,有佛教断代史、各宗派史的专著,有佛教思想文化的专题论著等等,不一而足。然而,专门研究某宗某派某地某寺历史的专著,却几如凤毛麟角。这种就大不屑小的大家风度,常使初学者浩叹“佛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按照字面上的理解,“三教合一”指的是儒、佛、道三家思想融合为一体,但就其本质来说,指的是佛教在中国逐渐融合的过程.文章通过对“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历史,以及少林武术所体现的儒、佛、道文化内涵的分析来论述“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处想鸿蒙”——担当绘画艺术美学思想研究

云南明清高僧书画艺术对中国佛教文化和艺术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挖掘的空间也很大.作为明末清初滇文化的代言人,他们的生存方式、佛学思想、艺术活动、精神寄托乃至生命感悟都在书画艺术中得以彰显.明清滇僧大多诗书画无所不能,其中以普荷担当声名最为显著,影响深远.担当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禅画风格,意境冷逸、空蒙,具有较强的识别性和研究性.本文从书画理论、作品风格、禅学思想等几个方面,对担当书画艺术中所蕴涵的美学思想做出论述,同时通过作品对其审美取向和禅学思想进行分析.     

甘肃石窟寺佛教美术概述

在中国美术史上,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美术源远流长,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为一体,形成了综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宗教艺术。中国古代的石窟寺遗存数量众多,甘肃一带更是保存了大量的石窟寺,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还有许多石窟寺分布各地。由于这些佛教遗存保留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因而自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对甘肃佛教石窟寺美术等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论工科院校开展书法艺术教育的意义

书法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 ,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根据书法艺术自身的特点 ,文章就在工科院校开展书法艺术教学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及文化修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中国现代“生态书法”与东亚现代派书法

中国生态书法是一种现代书法,是“天人合一”的书写方式,追求人类主体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文字书写方式,是当代“生态艺术”(人体艺术、自然介质与动植物艺术)的一种。生态书法取意“道法自然”,依据儒学的生态思想创立。通过自然万物的客体意象与主体审美观念的辩证作用,形成中国现代书法特有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书法原则。而日本现代派书法则继承了禅宗书体与西方现代派艺术精神,使得东亚现代书坛具有多元性与现代性。     

文人书画起源问题研究

文人书画艺术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成果的集中展示形式之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的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画艺术同源发展,但文人之书与文人之画的发展却有先后之别。文人书画的出现与封建经济的发 展,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士人阶层的出现,篆刻艺术的发展,新材料的运用,审美观念的变革等均密切相关。探索文人书画 的起源对于正确认识文人书画的是非功过,特别是对现当代各级美术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再释书法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书法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书法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一解释的重点价值,并不在于书法内在性质的释发上,而在于书法生存的合法地位的确立和书法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影响的扩大上。     

弘一大师与书法

本文认为弘一大师的书法特色是至清至淡至简至静，由绚烂归于淡泊，然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含有儒家的清正清醇，道家的清简清拔，佛家的清淡清静。弘一以书法为工具，为媒介，充分发挥了其在弘扬佛法、广结善缘、修习劳作以及修心养性方面的作用。弘一关于书法学习的主张是：习书者要有器识和道德，要先习篆，要重章法，要多学、多练、多看。     

唐代书法教育中的家传与师授

家传和师授是唐代书法教育中的两种重要形式。官宦之家，典籍丰富，范本精良，世代承传，既是书法家传之条件也是其特点，家传保持了书法艺术承传的连续性，但也对创新带来了局限。教学的直观性和古迹范本难觅，促使在家传之外另辟师授之蹊径。“口传手授”，不仅使唐代书法教育呈现勃勃生机，也促进了唐代新书风的创立。     

试论碑帖在书法教学中的五大功能

书法艺术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名碑名帖 ,数不胜数。发挥碑帖的凭借、钥匙、范式、积累和融会的功能 ,对书法教与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王维的“一般艺术学”思想

王维艺术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诗”为中介,以艺术功能为基础,以艺术构思为途径,“打通”了诗、书、画、乐等诸种门类艺术。这种具有“一般艺术学”意味的艺术思想是王维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融合的反映,也是整个盛唐时代艺术风貌的呈现。王维的艺术学思想对当下“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