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情色贿赂的法律规制——以唐律为中心

传统中国对情色贿赂法律规制积淀极深,以唐律为例,其既规定收受情色贿赂为罪——"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也规定给予情色贿赂为罪——"有事以情色行求"罪,并对二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法律责任作了详细规定。不过,基于对礼教纲常的维护,情色贿赂在唐代更多被视为纲常犯罪,而非贿赂犯罪,故其规制不如一般财物贿赂完整全面,同时又因为社会性风气较开放及吏治逐渐败坏,规制效果亦不甚理想。借鉴唐律规制情色贿赂的历史经验,结合情色贿赂的本质及危害性,现行《刑法》应将情色贿赂犯罪化,以严密惩治贿赂犯罪之法网。     

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制进程

虽然"商业贿赂"的称谓在我国立法上出现较晚,但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却有着久远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统治阶级并未制定专门用来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而是把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与其他贪赃枉法犯罪混在一起加以规定,通过打击官吏的贪污贿赂犯罪附带惩罚商业贿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制定了较能切合实际的、较为有效地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并形成了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是仿照原来苏联模式设立的,现已不能满足我国刑事诉讼法打击制约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设置决定了刑事审判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在我国立案是每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启动程序。在很多情况下,未能对所接受的立案材料进行调查,无法确认其是否符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条件。有必要在现阶段重新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贿赂犯罪成本分析

本文从贿赂犯罪成本角度,分析了贿赂犯罪的成本构成和收益形成,论述了贿赂犯罪的经济学症结,并结合贿赂犯罪查处实践,分析了贿赂犯罪存在的诸如黑数大、法律成本低以及对贿赂惩治不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治贿赂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隐性腐败"的治理与刑法跟进

治理"隐性腐败"迫在眉睫,而现行刑法对治理"隐性腐败"出现失调,应及时修正予以跟进规制:调整我国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方式;将贿赂的内容由"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行为的单一性规定,增加行贿行为的方式;调整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侵害法益的保护方向和主次地住,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增设罚金刑、资格刑.     

商业贿赂犯罪独立设罪研究

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贿赂犯罪中贿赂物的内涵辨析

贿赂罪,是以贿赂为其核心内容的犯罪。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贿赂犯罪已不是某个国家所独有的弊端,而是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把制裁贿赂犯罪看作是同腐败作斗争的方式之一,并进而将其规定为一项国策。对贿赂犯罪进行严厉的打击,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也日益突出,并且呈现出不断翻新的趋势,贿赂标的的范围也随之扩大,这种不良的受贿行为系腐败不廉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为昭示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修订后的新刑…     

商业贿赂犯罪问题探讨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风下称新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作了比较详细具体的规定，形成了与公务贿赂犯罪既相对应又相区别的商业贿赂犯罪罪名体系，进一步完善了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本文试就新刑法的规定，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初步探讨。一、商业财格犯罪的林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其中贿赂犯罪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经济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现行刑法没有专门规定商业贿赂犯罪，这种立法滞后性导致了对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不能有…     

对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贿赂犯罪立法进行了考察，包括对罪名、律目、立法内容和刑罚手段的考察，阐明了贿赂犯罪的历史渊源，总结了历代法律惩治贿赂的经验教训，提出现阶段要以史为鉴，运用法律武器，严惩贿赂犯罪。     

论商业贿赂的刑法规制

笼统地说,商业贿赂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现行刑法在规制商业贿赂犯罪方面存在以赃论罪、以财论罪、以身份定罪等缺陷,不但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平等原则,而且造成刑法典与上位法律及相关法律的脱节.因此应完善立法,进行规则重构,对刑法中的贿赂型犯罪采用情节评价机制,并将贿赂范围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对贿赂型犯罪适用同一刑罚裁量标准,以更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回顾与反思:透析刑事案件初查制度

初查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实践的产物.刑诉法有关立案程序的设置、犯罪的复杂化和诉讼实务中对立案指标的应用,是形成这一制度的法律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初查制度发挥着保障人权、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基于现行刑事程序法律框架的限制,初查制度不仅面临着合法性不明、法律性质不清的理论困惑,而且难以发挥案件分流的功能.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立法上取消立案程序,在"明示初查"与"默示初查"两种模式间作出选择.在当前立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应当肯定初查制度的存在价值,正确运用初查的方法和有效使用初查中获取的证据材料.     

浅议我国职务犯罪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职务犯罪一直呈高发态势,究其原因,除体制、经济、犯罪主体的主观意图等因素外,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为职务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完善职务犯罪法律制度,调整立案程序、增加附加刑的配置,拓宽贿赂、渎职的界定范围,排除立法盲区,可以有效抑制职务犯罪的滋生。     

汉代匿名文书犯罪诸问题再探讨

结合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可以对汉代的匿名文书犯罪问题作深入探讨.汉律否定匿名书信的法律效力,对"投书人"科以重刑,对依据匿名书信立案司法的官员严加惩治,其所体现出来的立法精神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传世文献中的"投书"、"飞书"、"飞条"、"飞章"等不可一概视作"匿名书信".案例表明,事涉君主、朝廷、权贵的匿名信案件,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并不严格遵守正常的司法制度.这一变通做法为后世所沿袭,甚至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论商业贿赂的刑法治理

为应对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危害,我国在经济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中规定了对商业贿赂的惩处。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在构成要件和刑罚设置上存有不足之处。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等方面着手,严密刑事法网,宽严相济地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论商业贿赂犯罪及其刑事法规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出来,它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并且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在当前运用民事、行政法律手段和措施不足以遏制商业贿赂的情形下,有必要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商业贿赂行为动用刑罚.反商业贿赂不应是"运动式"治理,应当对现有的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范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探讨——兼论侦查程序改革

遵循刑事诉讼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取消立案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开端的独立地位。借鉴不同诉讼模式国家的立法例,将其改造为一种犯罪信息登记制度,作为侦查的前期工序,发挥司法统计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功能;建立随机型的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吸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以及实践中“初查”的做法,将其完善为初步侦查(调查)阶段,对案件进行分流。并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制约,尤其要预防强制措施的滥用,提高刑事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水平。     

商业贿赂犯罪及其刑事实体立法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是对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行为的统称,分为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可以说外形上基本完备,但内涵上存在严重缺失。在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对象及其他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距。打击商业贿赂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商业贿赂犯罪中回扣的认定及相关罪责问题研究

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作为商业贿赂犯罪往往以回扣行为出现。如何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如何判定犯罪行为与正当经济手段行为的区别,回扣的认定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商业贿赂犯罪回扣的概念、特征到回扣的主体及刑事责任几方面进行了论证。     

论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之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犯罪是目前各国关注的重点,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我国《刑法》中有较多内容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协调甚至存在立法空白,今后应从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体例、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方面予以完善,如设立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在《刑法》中增加规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影响力交易犯罪、法人犯罪等,使许诺给予、提议给予与实际给予在刑法上受到同一评价等.     

商业贿赂犯罪研究

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现状的缺陷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瓶颈,为适应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国际发展与现实需要,应当扩大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和范围,将财产性利益扩大到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但是由于司法实践的困难,应当限制在一部分可用金钱衡量的非财产性利益。另外还应增加财产刑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