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泉《文学考古》第二、三部出版发行

<正>周清泉《文学考古》第二、三部于2014年1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周清泉先生享年83岁,是原成都大学中文系退休教师。《文字考古》第一部已于2003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卷一原生考(倪论)"、"卷二森林考""卷三木母考"共三章节,约65万字。     

赵迺抟编纂的《披沙录》将陆续出版

《披沙录》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工具书。此书为我校经济系赵迺抟教授经二十多年辛勤劳动编纂而成。全书共分五卷,计约三百五十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三年内陆续出齐。《披沙录》第一卷,分上下两集。上集为中国历代经世学者人名录;下集为中国经济思想文献要籍简介。共计四十余万字,年底出版发行。《披沙录》第二卷,主要摘录春秋战国至汉初诸子名著中有关经世思想的论述,对文字中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出版

由王学启、杨树标、沈家善、姚鸿瑞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史稿》第二卷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1957年至1960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全书33万字。有关这一时期历史专著在国内属第一部。     

释“龙”：中国人的祖灵图腾

本是作《字孝古学》书中释“龙”一节的引言部分，作为中国人祖灵图腾的龙、其象征性标识已深入到世俗民情及其皇权崇拜，但龙图腾的依据究竟是鸟、马、蛇还是“图腾合并”（闻一多），却众说纷纭，作认为，图腾的发展是繁殖衍生性的分裂而不是所谓的“合并”（作相继考证了“鳞”，“茏”，“葱茏”等字的古意及与龙的关系，本略，周清泉先生《字考古学》已于2002年10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出版

由王学启、杨树标、沈家善、姚鸿瑞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史稿》第二卷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1957年至1960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全书33万字。有关这一时期历史专著在国内属第一部。该书资料丰富,史事翔实,引用了不少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有的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作者突破了“唯书”、“唯上”的思想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作了比较深入的剖     

一部史论结合的古史研究佳作——《采邑考》简介

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采邑考》是我校历史系教授侯志义先生根据古典文献和金文、秦简等考古资料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两周时期“采邑制度”的专著,它的面世必然会将我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采邑考》全书共分四章,约25万字。第一章,锡采的概况;第二章,采邑的体制;第三章,采邑的生产关系;第四章,采邑的没     

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动机辨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以下简称《纠谬》），本人吴缜撰。吴缜，《宋史》无传，生平事迹不可洋考．南宋吴元美说他“字廷珍，成都人，熙丰时名公师孟之子”（吴元美《纠谬后序》，附知不足斋本《纠谬》后）其父吴师孟，字醇翁，庆历年间进土，以善书知名．刚直敢言，元丰中反对新法，是苏武所称“矫矫六君子”之一（陆心源《宋史翼》卷一《吴师孟传》，吴缜“治平中进士，年分无考．”（《成都县志》卷二《选举志》）《全蜀艺文志·吴氏族谱》则记载他“以世科官至左朝议大夫，知邓（四川邛崃县）、蜀（四川崇庆县）、洋（陕西洋县）、万（…     

划时代的理论成果─—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划时代的理论成果─—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赵凤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发行，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件大事。《文选》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２年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在十年前出版的第二卷的基础上，进...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述略

正汤一介先生亲自编定的《汤一介集》,收录其60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专著、论文、随笔、访谈等,2014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共约310余万字,分为十卷:第一卷《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为作者1947年至"文化大革命"前所作已刊及未刊论文汇编;第二卷《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为作者的代表作;第三卷《早期道教史(增订本)》,为作者的第二部专著;第四卷《佛教与中国文化(增订本)》,为作者佛学     

《经典释文汇校》引文

先秦古书中的文字和意义,屡经转变,阅读困难,所以汉魏以来不少的学者加以注释。唐朝陆德明采摭诸本,搜访异同,编成《经典释文》一部。陆氏所释之书有《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谷梁》、《孝经》、《论语》、《老子》各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加上第一卷《序录》共为三十卷。《释文》即为群书作音。因古代文字多以声寄义,注音即等于注义,如《序录》里举“好”、“恶”、“败”、“坏”等字为例,读者看到所注的音,即知此数字每字的词性各随音变而有不同。虽然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考证字音,但也兼及字义的解释,可惜为后人删掉不少,如宋代陈鄂校勘《经典释文》的时候,把《尚书音义》中只载形义而不载音的注文多加芟蕹,其音义兼载的,往往存音去义。据今所见敦煌写本《尚书·尧典释文》“毨”字条以下有一百五十条,而今本“毨”字下裁有七十二条,可知宋以后传本被删汰的颇多。     

漫谈“饼”字

“饼”字在《康熙字典》中有两种写法:食部八画中有“饼”字,下面有注音也有解释;六画中有“饼”字,下面只注明“《正字通》俗饼字”,是作俗字(异体字)处理的。一九六四年三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第三表中“饣”部,将“饼”字简化为“饼”,取消了“饼”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印刷通用文字字形表》,也     

关于王安石的《字说》——驳“四人帮”喉舌所谓《字說》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根据”的谬论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在推行经济和军事改革的同时,为了在文化学术方面与变法运动相配合,树立革新派在文化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设置了“经义局”,以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去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号为《三经新义》;又撰写以说解文字为内容的《字说》廿四卷。这就是当时所谓“荆公新学”的基本内容。《字说》写作始于治平年间(1064—1067),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元丰五年(1082)进呈朝廷。《字说》问世之后,风行一时,曾作为教材颁于学官,有司用来科学取士。在《字说》的介绍、研究方面,当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     

艺术处理历史长篇中的五大关系——评枫亚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子百年记》

通过一个或几个家族来反映和表现某个时期以至百多年的历史，这在中外古今长篇中并不罕见。因此，仅仅从这一角度来肯定枫亚的172万字的历史长篇《扬子百年记》(卷一《大脚雾》、卷二《大脚风》、卷三《大脚潮》、卷四《大脚雷》，作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成就，并不能真正揭示该长篇成功的奥秘所在。读罢这部大气     

近代文书俗字札考

近代档案与契约文书中疑难俗字众多,多为历代字书所不载。文章在整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等资料的过程中撷取了“挑”■“妋”■等俗字,运用稽考古训、构件类推、类比例句、考求异文、体察语境等方法进行考证,并指出文字演变过程中造成的同形现象,厘清了字际关系和成因。     

“择”字小议

本文从文字学、先秦文献例证以及考古发现角度对“择”字的含义作了辨析，认为“择”与“释”上古可以通假，在《谏逐客疏》中应译作舍弃。     

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综述

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编纂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共计1400万字,于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武汉大学等10多所高校30余位学者精诚合作,历时6年,才告完成。2006年11月29日至30日,“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     

论《资治通鉴》对中国史籍编纂学的贡献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这部巨著记载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用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的历史，共294卷，三百余万字。它包罗百代，取材宏富，体例谨严，史料翔实，叙事简洁，详略得当，文笔流畅；始创著史“三段法”，发考异之端，开著史新径，故成书近千年来，一直享有崇高声誉，在我国史籍编纂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传习之盛，与（史记）、（汉书）相埒”（梁启超语），被誉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1]《通鉴…     

《中国苗族通史》出版发行

本刊讯　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苗族专家伍新福教授撰写的《中国苗族通史》(上、下册 ,共 90万字 ,历史图版 60幅 ) ,已于 1 999年 1 2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国苗族通史》是伍新福教授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掘、苗区实地调查等多种资料 ,在数十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苗族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 ,纵贯古代和近现代的苗族通史。它的出版发行 ,不仅填补了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 ,而且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史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苗族通史》出版发行@舟山…     

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

<正> 几年前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先后撰成《北凉缘禾年号考》(以下简称“缘禾考”)、《前凉年号新考辨》(简称“考辨”)、《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之探讨》(简称“探讨”)、《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及其说明的历史问题》(简称“卖驼契”)以及《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麹嘉年号考》等文。这些文字引起了国际国内     

“行气玉铭”考释

“行气玉铭”的形制为楞柱状,中空,顶端未透。此外又有玉佩、剑珌、玉刀珌、行气玉佩、刀珌等称法。原玉旧藏合肥李木公家,今归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此玉的拓片原著录于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和黄璿的《古玉图录初集》(第四卷),之后又收入罗振玉所编的《三代吉金文存》(第二十卷)。在其目录中标为“剑珌四十字”。实际上有雕玉十二面,每面刻三字,全部铭文共四十五字,其中有九字重文(八处有重文符号,一处重文符号漏刻)。 一 关于此玉为何物,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黄璿将此铭文收录于《古玉图录初集》,可见黄璿认为这是块玉佩铭。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972)一文中也名之为行气玉佩。罗振玉在《三代古金文存》第二十卷目录中题为“剑珌四十字”,实际上有五字重文为罗氏所疏漏,但郭沫若在《“行气铭”释文》末段的结论中说:“然行气之术铭于‘剑珌’,颇觉:不甚伦类。珌者,《说文》以为‘佩刀下饰’经余考证知即剑柄与剑身相接处(古人以为‘镡’,今人以为‘剑格’)之玉饰,无隙可容四十余字之长铭,是则原物是否为‘剑珌’实属疑问”。并曰:“今案刀鞘之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