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再认识——兼评《普通话方言基础的再检讨》

《普通话方言基础的再检讨》一文的作者提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北京话的范围是什么?二是北京城区话自身的缺陷使它难以作为普通话的语音规范。进而主张“以哈尔滨中年知识阶层的口音为标准音”。这种模糊认识的蔓延,将会成为实现语言标准化的阻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普通话语音标准的科学内涵及历史溯源作一番再认识,对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含义及普通话与基础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明晰的认识。     

普通话方言基础的再检讨

５０年代关于普通话的规范,今天已不完全适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北京市区的口语音,还应包括东北广大地区的汉语语音。另外,北京市区口语音不规范之处很多。词汇方面,原规范的基础方言地域太广,应加以限制。语法方面,原规范又过于宽泛。此外,普通话的方言基础,还应包括社会方言的内容。我们主张以哈尔滨中年知识阶层的口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官话区大城市中年知识阶层的词汇为词汇规范的基础,以国家级法律条文为语法规范。还应制定许多细则     

中国古代的普通话

现代汉语中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典型的现代白话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清涧普通话语音特征分析

目前地方普通话已经成为方言区人们的主要交际工具。清涧普通话是以清涧方言为母语的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它不是纯粹的清涧话,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在声韵调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语音特征,并且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语音表现,在方言区已经成为一种僵化的语言。研究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征,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普通话学习的本质,了解普通话学习的过程和规律,改进普通话教学方法。     

"语音诊疗法"--方言区普通话教学策略初探

据应用语言学中的二语习得理论 ,方言区的学生学普通话时 ,普遍存在着一种“母语迁移”现象。笔者所创设的“语音诊疗法”就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 ,在普通话教学中有意将方言材料融入其中 ,以建立学生语音档案为手段 ,通过“看病”———“对症”———“下药”———“复诊”四个环节 ,全面提高学生普通话水平。     

普通话对儿童母语语音意识的影响

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通过对长沙儿童长沙话一级元音的实验分析,探讨普通话经验对于儿童方言母语语音意识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儿童的方言经验会对其普通话语音意识产生影响,普通话经验同样也对儿童的方言母语语音意识产生影响。     

豫北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比较分析

豫北是指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包括焦作、新乡、安阳、鹤壁等 19个县市。豫北方言是在晋语与中原官话的长期交流融汇中发展起来的 ,属于北方方言中一支较小的方言音系。本文通过对豫北方言音系和普通话音系的比较、分析 ,揭示了豫北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在声母、韵母、声调上的对应关系与差异及豫北方言的语音特征     

常州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

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交际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方言和普通话因社会的发展而产生,两者长期共存,相互影响。常州方言在与普通话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从语音语调！词汇使用及语法结构等层面产生了一种类似中介语的特殊语言形式。探讨常州方言与普通话在接触过程中的特征及原因,对于克服常州方言对使用普通话的影响、更加规范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有效交际,具有实际意义。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方言语调”问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声调和语调是反映应试人普通话语音面貌的重要因素.语调和字调并存于语句之中,是一种叠加的关系,方言字调在普通话中的遗留,会因此而形成不符合普通话语音的方言语调.本文在阐述声调和语调关系基础上,揭示了方言语调的内涵和特征,并就方言语调构成的原因,提出克服方言语调的途径.     

藏语标准语——普通话研究

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 ,亦称标准语 )是在一种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与经济、政治的集中分不开的。民族共同语就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由于多种原因 ,目前 ,藏民族共同语尚未形成。什么方言能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要取决于那种方言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取决于那个方言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口等条件。西藏拉萨曾是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藏民族成员对这雪域圣地一直有着特殊感情。建国后 ,拉萨话的影响逐渐显著 ,其地位日益重要。鉴于此 ,笔者认为现代藏民族共同语言可正式确定为“以拉萨语音为标准音 ,以卫藏方言 (西藏话 )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书面语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论"吃"对"食"的历时替换

表示现代汉语的“吃”义,文言一般用“食”。“”作为动词明确地表示“吃”义始于六朝,一般出现在较口语化的场合,当时使用还很不广泛。唐代即逐渐增多,但与“食”相比,仍处于弱势。至晚唐五代“”已在口语中替代“食”,并和原本表示口吃的“吃”混用。宋代以后,“”(吃)有了迅速发展,并且很快战胜了“食”,直至现代汉语中取而代之。从词汇史的角度考察,我们可大致描写出“吃”与“食”的历时替换的轨迹。     

论"奖励扶助"制度

文章所论六个问题,可分为四大方面:其一,首先论述了“奖励扶助”制度实质是计划生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进而论述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解决计划生育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治本之策;其二,从“奖励扶助”制度的功效和意义的角度,论述其在计划生育工作战略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其三,论证并呼吁应加大力度,全面实施“奖励扶助”制度,指出其巨大效益已为实践所证实,并着重论证了“奖励扶助”制度的资金来源与现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变革的关系,指出“奖励扶助”金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四,论述了“奖励扶助”制度在我国人口学研究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神话”与“人话”——教育学知识论危机的反思

教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首先要回答的是它的生长点是什么.这关系的这门学科生长的根基.但是教育学既有它的学科逻辑又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教育学应该是执著于知识的探索还是钟情于意义的发现,从认识上澄清这个问题无疑对"学科迷惘"的释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观点是,淡化本质,突出生成.本质与生成并不是两个相冲突的命题,生成的过程恰恰也是本质无限澄明和敞开的过程.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地位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地位存在着各种学说,但每一种均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侵害受贿罪法益行为的必然组成部分,它只是立法者用以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而设定的“客观的超过要素”。在内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仅指行为人实施的受贿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足以导致他人获利结果的内容,而并不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也不包含在这种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常用词"袂/袖"更替演变考

"袂"和"袖"在"衣袖"这个义位上,形成同义关系.东汉时期,口语中"袖"已开始了替换"袂"的进程,魏晋两朝更替进程加快,最终在唐代口语中完成了"袖"对"袂"的替换.     

谈量词“领”的起源和发展——兼论“领”和“件”的历时替换

“领”由本义“脖子”转指“衣领”，并由“衣领”发展成为计量有“领”之“衣”的量词，但其并未成为有“领”之“衣”的专职量词。南北朝时期，“领”可以和多种单件物品搭配，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比较活跃的量词。“领”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量上衣的，明代，这一功能最终被后起的“件”所替代，导致了量词“领”功能的整体衰退。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