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

当代诗歌发展至新世纪初,一批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也包括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写作渐渐为人所瞩目。当代诗坛也出现了相关的命名问题。从这一类诗人与“第三代”、“70后”诗人迥异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等方面思考问题,可以探悉到他们的写作具有不能以历史时间的“代”可以划分的“非代性”,以及无法成为流派、“集体”的成就突出的个人化风格。在此基础上,“中生代”的命名更有其合理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地质学名词,表明命名者看重的不是诗人在历史时间中占据什么位置, 而是强调他们的写作状态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精神和品质。     

诗歌理想的转换

诗歌告别80年代,与其说是向某一个年代的告别,不如说是向某一种精神的告别。中国新诗在这个年代完成了它在新时期的历史转型。这种转型由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予以体现,这便是食指和北岛。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之根本精神──“无我相”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正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中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     

20世纪前期尼采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

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的诗歌的翻译,大致可以划分为20世纪初、五四时期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等三个阶段。对尼采诗歌的翻译表明,中国的尼采翻译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倾向,这一倾向强化和凸显了“文学家尼采”形象;正是“文学家尼采”而非“哲学家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现代一些作家的创作从尼采诗歌中吸取了情节模式、人物形象、思想主题与文体形式等元素。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

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可以从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文学与诗歌三个维度来考察。不论在哪个年代,不论我们的考察视域有多大,也不论冲突双方的身份是什么,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所发生的历次论争的本质皆是各种文学力量在三个维度中的冲撞与角逐,从而引发由"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历史循环性。同时,所谓"循环"也并非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能够让诗人和学者们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反思、批判和自省,最终以时代的精神重建完善的诗歌标准与传统。     

冯至诗歌人称话语之嬗变

冯至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具有强烈的人称意识。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其诗作的核心人称话语经历了“我”向“我们”再向另一个“我们”的嬗变。早期诗歌中的“我”以个性解放、自由为诉求，以“个我”为本质特征，浓缩着“五四”精神；40年代的“我们”具有存在主义品格，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言说主体；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则属于阶级的、人民的“大我”。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现代主义诗歌技法的萌芽——庞德《华夏集》对美国诗歌的创新

本着“日日新”的创新诗学,庞德在《华夏集》的翻译中创造性地使用了特殊留空与特殊空行等诗歌印刷版式,同时首次使用了“首语重复结构”等现代主义诗歌技法,极大丰富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技法,实现了对美国诗歌写作技法的创新,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自由诗运动,对后世的诗人与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台湾全岛出现的中国诗歌现代化运动,"三大诗社"的具体活动构成了其主体,"四次论争"深化了其进程,大批优秀的现代派诗人诗作的出现显示了其实绩.它对中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诗歌言语运动的两个变项

诗歌言语生成中的非语义和非句法规则总称为“非语法化”,它构成了诗歌言语状态的第一个变项 ,并孕育了诗歌的“一次生成”。非“非语法化”、中性词语、直接呈现……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诗歌言语运动的第二个变项 ,并孕育了诗歌的“二次生成”。两个变项都意味着泛诗精神和纯诗精神的努力 ,并分别构成了中国 80、90年代优秀诗歌的不同风貌     

辛笛诗歌的意象系列及其外在美感——辛笛诗歌意象艺术谈之一

四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新现代派”的诗歌流派——九叶诗派。这派诗人,“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辛笛是其中的年长者,也是其中卓有成就,较有特色的一位。借鉴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法,吸收外国诗歌的养分,这是中国新诗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辛笛早在中学时期,就曾翻译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华》片断;大学时代,“曾广泛吟味了西方诗     

洛夫诗歌的传统现代性转换简说

素有“诗魔”之称的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向来被人称为超现实主义诗人,彻头彻尾的“现代派”。于是,洛夫的创作被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石室之死亡》的“黑色时期”,《魔歌》的“血色时期”以及从《时间之伤》开始的“白色时期”。洛夫成了“彩色的魔术师”、“语言的历险者”。好象洛夫与中国文化传统,诗歌传统毫无瓜葛了,好象洛夫在超现实主义写作甬道上走出了中国。当然,有的人,根据洛夫在有些场合讲的,说他后来“回归现实”,此说的另一层意思是,洛夫在６０年代的创作丢了中国传统,完全洋化去了。如任洪渊在《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     

反叛与交流——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

女性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的女性诗人回归女性自我,开拓出诗歌中的女性性别场域.女诗人通过女性主义诗歌的书写,表现了一种“反叛”的诗歌精神.女性诗歌的语言冲击构成了富有诱惑力的反叛,诗句的词汇摘选形成了富有熟悉感的陌生.女性诗歌通过黑夜意识的书写、身体的再发现以及情欲、生命欲等一系列以往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营造出一种“交流”的对话.在诗歌中进行自我的“传递”与“交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最为珍贵的探索.     

从歌唱到嚎叫--美国诗歌发展一瞥

主要分析了惠特曼、艾略特和金斯堡三位不同时代的美国诗人的部分诗歌,看出美国诗歌与诗人所处时代的密切关系.三位诗人的诗歌分别表现出歌唱、哀鸣和嚎叫的曲调,反映了美国乃至西方社会三个时期的社会状况.透过诗歌,看出了一百多年来美国诗人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境和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认识了西方文化.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     

从歌唱到嚎叫－－美国诗歌发展一瞥

主要分析了惠特曼，艾略特和金斯堡三位不同时代的美国诗人的部分诗歌，看出美国诗歌与诗人所处时代的密切关系。三位诗人的诗歌分别表现出歌唱，哀鸣和嚎叫的曲调，反映了美国乃至西方社会三个时期的社会状况。透过诗歌，看出了一百多年来美国诗人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心境和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认识了西方文化。     

当代诗歌的实验主义与反学院情结

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学院”与“反学院”之争,实际上也来源于美国。不同的是,在美国是先有学院派,然后有反学院派;在中国则是先有反学院派,然后由反学院派虚构出了一个学院派。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代诗歌恰恰需要某种学院精神。这种精神,我理解为一种对待诗歌的严肃态度,对形式和技艺的尊重,以及某种朝向经典的持续不断的有意识努力。当然,我所说的“学院精神”,其实跟学院身份也跟学院派无关。这样一种精神既是学院派所需要的,也是反学院派所不可或缺的。     

文明与荒野：弗罗斯特诗歌对美国民族的道德反思和想象

[提要]弗罗斯特诗歌中有两个极为鲜明的意象,即文明与荒野,它们相互交织且寓意深刻,从深层次上展现了美利坚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弗罗斯特的诗歌肯定了英裔殖民者在北美荒野上建立的文明大国,但同时刻画了在殖民时期和西进运动中以“文明化”和“天职”之名对土著印度安人进行屠戮的罪行。此外,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以科技民族和工具理性的外衣逐渐将人异化成了忠于职守的机器人,人的精神世界陷入了荒原。弗罗斯特在多首诗中将人们带回“荒野”,以重拾新英格兰清教徒到北美时的信念,并重新审视美国民族的使命,这充分展现一位民族诗人的道德反思和想象。     

诗歌戏剧化的风格追求——现代诗人杜运燮创作风格管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坛上发现了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相脱节而忽视了诗的艺术规律的现象。与此同时 ,受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等现代诗人的作品影响的中国现代诗人杜运燮等诗人却崛起了。他们摒弃传统诗歌的创作风格 ,而另辟蹊径 ,独树一帜 ,追求“新诗的戏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