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墨戏”的美学品格

墨戏是中国绘画美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属于文人画的传统。从创作主体来说，主要是文人画家以游戏态度，来抒写当下的审美意兴。墨戏与写意密不可分。在艺术表现上超越规矩法度，创造出新奇的审美意趣，即画论家所谓的“奇趣”、“天趣”。但对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却有着特定的要求，即重逸轻俗。从某种意义说，墨线更能体现中国画的审美走向及民族特色。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立万象于胸怀 传千祀于毫端”——江兆申书画印简述

一般认为唐代的王维是文入画的始作俑者，被目为南宗之祖。但文入画真正被提倡是在北宋时期，由苏轼提出“士夫画”概念，这一时期文入画家除苏轼外，还有文同、米芾等。明代．董其昌鼓吹“南北宗”，将文人画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入画与院体画比较。自然在笔墨上多了一些游戏意味，但重要的是绘画增加了思想性及文学性。     

北宋士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原因探析

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为士人群体的壮大乃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士人阶层更广泛的参与政治及改变自身命运,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苏轼论画

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在诗、词、散文、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等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苏轼还是一位大书画家,是唐代颜真卿以后的巨擘;他的书法被称为“苏体”,他又是一位有名的画家,善画古木丛竹、顽石乱绦,也画过动物如螃蟹,人物如佛像等等。苏轼画竹,风格最与文与可相似,所以属于“文湖州竹派”。而苏轼对于当时北宋艺坛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同李公麟、王晋卿、米元章等人一起,发展与壮大了文人画,以     

文人画浅论——兼谈诗、书、画的结合

中国传统绘画中,所谓文人画就是指从事绘画艺术的封建阶级士大夫——文人学士之画。它既不同于民间画工的画,又不同于皇家画院画家的画。文人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抒发作者主观感情和笔墨趣味。明代陈继儒把文人画概括为“力、巧、神、学、识”的总和。宋代苏轼说:“观士人画(即文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画,只取鞭策皮毛,……看数尺便倦。”(苏东坡集《跋汉杰画山》)同时他还指出了文人画和画工画的不同之点即:“士人画”重“意气”,画工画重外形(“只取鞭策皮毛”)。把画与文结合到一起来谈论的是南宋的邓椿,他在《画继》中说:“画者文人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论“悲音为美”

“悲音为美”作为一个美学范畴 ,我们感到熟悉而陌生。熟悉其艺术原理 ,但上升到美学范畴似乎又感觉陌生。我们拟以“悲音为美”的原始涵义以及审美特征、心理感受、社会基础、创造主体等方面 ,来说明“悲音为美”作为美学范畴的理论基础。     

论题画诗的体式特征

题画诗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类型。题画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内容和形式。题画诗的产生还由于诗歌与绘画有相同之处,因而二者能结合在一起。题画诗有着独特的审美特征,主要包括时间与空间的互补、直接与间接的互补、主体与客体的互补。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20世纪"以文为诗"研究述论

"以文为诗"历来是一个备受关注、争论不休的论题.20世纪的"以文为诗"及与之相关的韩愈研究虽然贯穿始终,但冷热程度不均,大致呈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总体上看,研究关涉的范围较广,角度多样,新见纷呈,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有时又失之于机械、肤浅与浮躁,应注意在将来的研究中予以克服.     

对新诗"像诗,不是诗"的反思——从诗歌文体的"破"与"立"看新诗的衰落

巴赫金认为每一种体裁都具有它所特有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手法,艺术家也总是用体裁的眼光来看现实的,所以文体中蕴藏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全部特征,甚至于一个时代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全部信息.因此本文拟从文体为切口,切入历史的纵深处,追寻新诗产生的历史踪迹,在共时与历时的立体背景中,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新诗产生的动力因素,从时代对新诗的诉求和新诗的回应及自身体裁发展要求中找寻新诗发展中所遭遇的困难,并从新诗对困难的回应中勾勒出其抗争、衰落的命运.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以"和"为本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

在当今社会 ,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实质上是一种本体性的危机 ,即人文精神在何处生根的问题出现了危机。后人道主义者认为 ,传统人文主义所推崇的主体性 (Ｓｕｂｊｕｃｔｉｖｉｔｙ)“本身是一个没有深层结构或深层原因需要被解释的表面现象”① 。在后文化中 ,作为主体或本体的人被欲望和话语游戏所分解 ,一个从本体上被分解的人当然是不能自我认同的。要化解这种人文危机 ,走本质主义的老路似乎也行不通 ,因为“人”很难从不变的“实体”上被认定。传统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以人为本”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不争的前提 ,但人究竟是什么或…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两课"教学要贯彻"以人为本"思想

高校两课承担大学生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重任 ,由于与“以人为本”思想在目标及措施上的一致性 ,使二者可以融合在一起。两课教学也应肯定人的价值 ,重视正确价值观的培养 ,并运用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使“两课”教学收到较好的效果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