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的私家刻书（一）

明代私家刻书 徼州刻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以校勘精、刻印精而著称于世。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极盛时期，尤其是明隆庆万历以后，徽州居于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直至入清以后，徽州的刻书业仍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徽州地区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风日盛，加上徽州世族，家学渊源以及文化素养极高的徽商重文兴教，     

发展黄山文化旅游，推进黄山旅游二创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美称，流派纷呈、各领风骚的徽文化灿烂夺目。徽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刻书、徽派建筑、徽派雕刻、新安医学、徽剧、徽茶、徽漆等代表了各自领域的精粹；朱熹、戴震、程大位、朱升、王茂荫、陶行知、胡适等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名字成为徽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充满特色的徽州村落文化、水口文化、宗族文化、契约文化、徽州方言、徽州棚民等文化形象既具有典型性，又有着悠长的历史意味和文化审美韵味。     

仰韶文化刻齿骨片与云南少数民族记事木刻比较

契刻是文字产生之前的一种常见的记事方式,与文字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古代汉文典籍对契刻记事有记录,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考古发现仰韶文化刻齿骨片当是上古契刻记事的遗留之一,但刻齿的含义也不得而知。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刻木记事的习俗,丰富多样的记事木刻为认识上古契刻记事提供了很好的参证。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三体石经））-Tq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衍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柴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明代范凤翼刻书考论

明末通州范凤翼刻书颇丰,现今可考共计19种,数量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仅次于毛晋。范氏校刻精良,涵盖诸多部类,具体涉及政治、历史、文学、书法、法律等,这在明代家刻中颇为罕见,体现了对学术创新、风雅振兴、国计民生的关注。     

我与恩师戴文葆先生的情谊

我将《中国疆域与政区变迁史》从头至尾删改一次过后，又在案头堆满故纸黄卷，准备继续探索我的《徽州刻书史长编》。在金风习习的秋日里，我心神老是不定，无法进入写作状态，只得信步楼顶庭院去摆弄秋风摇曳下黄叶增多的蔬果，心中产生莫名的悲凉……楼下传来家荆紧急呼唤接吴道弘老先生的电话，惊悉我日夜挂念的出版界耆宿、我国著名的资深记者、编辑家、出版家、著作家戴文葆老先生不幸于2008年9月7日17时55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驾鹤西去。     

甲骨文家谱刻辞研究——对《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甲骨的考察

《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第1506片甲骨刻辞涉及到所谓的“家谱刻辞”，对其真伪的研究，在过去的百年甲骨学史上，一直是甲骨学界和殷商史研究中争议不决的热点问题。而且，明显地形成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以于省吾先生和胡厚宣先生为代表的真伪两派学术阵营。本文在认真考证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这片甲骨为真品的结论。     

再读胡厚宣先生《五种记事刻辞考》

甲骨刻辞的非卜辞中，有一种记载卜用甲骨的来源和有关整治、收存情况的记事刻辞，胡厚宣先生写于１９４４年的文章《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归纳研究。此后５０年，甲骨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文章的某些看法和文字的释读今天看来也有不妥之处，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对胡先生的文章进行一些补充和修正     

虬村黄氏刻工考述

在中国刻书史上，明万历至崇侦时期，徽版图书曾有过光辉灿烂的业绩，被称为徽刻时代。徽州刻书业的兴起，除了徽商和徽州文人的推动外，端赖朗县虬村黄氏刻工的精雕细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被时人誉为“雕龙手”①，“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②然在传统中国，刻工社会地位低下，使人对其生平几若罔闻，而可供研究的资料亦极有限，本文特以相关族谱为据，试就虬村黄氏与徽州刻书等有关问题，略加考述。虬村黄氏源效汉江夏魏郡太守黄香，传入世为黄积。积字元集，生于晋太康九年（288），太兴三年（320）任新安太守。卒放官，…     

大足石刻与大足石刻铭文概论

大足石刻造像 ,据现存纪年造像镌记 ,开凿于初唐高宗永徽元年 ,然具规模的造像 ,晚唐方渐大兴 ,至南宋更达到鼎盛。今大足石刻名下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唐、宋、明、清各代石窟 75处 ,像约 5万余尊。造像内容 ,儒、释、道“三教”并臻 ,而以佛教为最 ,佛教造像中又以密教为特色。大足石刻铭文 ,包括刻在大足石窟、古塔各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内容的文字 ,概略而言可分为四大类。这些铭文 ,为大足石刻研究 ,乃至为中国石窟建设史、艺术史、宗教史及地方史的研究等 ,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清代湖南王夫之著述刻书

王夫之著述及身而刻者仅《薄乞涛园初集》一种。清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去世后,其次子王敌开始整理刊刻船山著述。至清雍正九年,王敌湘西草堂共刻船山著述二十余种,今尚存实物者有十六种。清雍正、乾隆间未闻有刊船山著述者,特别是乾隆期间,船山著述多遭禁毁,直至嘉庆、道光后,才得以重新刊行。同治、光绪间形成了一个刊刻船山著述的高潮。民国期间虽仍陆续出版船山著述,但已不再雕板,而多采用石印、铅印。     

胡宗懋辑刻金华乡邦文献考述

胡宗懋为永康籍著名刻书家和藏书家胡凤丹第四子,少承父教,喜搜罗乡邦文献,竭尽平生精力完成其父夙愿,辑刻<续金华丛书>一百二十册.此后又继续搜集金华一地之典籍,辑刻<金华经籍志>八册,对于较完整地保存地方文献做出不朽贡献.本文试从其刻书背景、刻书过程、刻书贡献、时人评价方面作一阐述.     

朱熹漳州刻书的文献学追求

朱熹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著述讲学活动,其学术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诠释、刊刻和儒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朱熹知漳州期间,曾积极致力于播儒教、敦风俗的活动,刻书就是其履行“长民者”之责、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朱熹漳州刻书,既传播了儒学思想,实现了礼义教化,又体现了其文献学思想的追求。     

甲骨词义系统的整体性与义位归纳

从汉语史和语言材料性质这两方面来看，殷商甲骨刻辞具有鲜明的时代整体性特征，甲骨词义系统也是如此，所以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断代整体。甲骨词义系统的整体性对刻辞义位有规定作用，归纳义位应符合这一词义系统整体性的要求。具体说就是从甲骨词义系统整体上考虑，将甲骨文字表词形式转换到词位和词义层面，然后把许许多多语境里具体的词义组合搭配形式和历时的异质因素抽掉，概括、区分为同质的最小词义单位。     

试论北宋汴梁的刻书业

北宋时期,汴梁成为北宋刻书业的中心,其刻书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既与北宋政府的右文政策有关,更与汴梁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关.终北宋一代,汴梁的官、私刻书业都十分发达,其刻书种类之齐全、数量之庞大不仅远远超过前代,也为后世所不及.汴粱刻书业的繁荣既有力地参与了“宋型文化”的塑造,又对中国传统典籍的保存与流传起了关键性作用,影响甚为深远.     

切刻动词及其变式

选取莱文在English Verb and Alternations一书中收录的切刻类动词为语料,运用成分理论讨论动词及其变式的语义关系。在此研究了切刻类动词进入相应变式的准入条件,讨论了在概念框架下切刻类动词和其变式的语义联系,并且指出莱文对动词分类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修改意见。     

读书札记一则

近读香港书谱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书法大辞典》，其中丛帖部分介绍到《余清斋帖》和《清鉴堂帖》，都是明代徽州人汇刻。一些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所以忍不住在此一辩。     

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版布告考释

太平天国在革命过程中成就非凡、影响中外的一项是著书立说工作。金田起义之初 ,便见端倪 ,建都天京后更是推向顶峰。太平天国编著出版了具有浓厚革命思想和宗教色彩的刻书和布告。在接待来天京刺探情报或抱善意访问的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和领事及传教士时 ,常将刻书和布告送给来访者。这些刻书流散海外 ,分布在西方国家的宗教团体、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等院校内。去年笔者作为首位华人学者有幸目击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全部太平天国刻书和布告———该馆特级藏品。尽管它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刻书具有同年同版之处 ,与中国也有少量的同龄产品 ,但其中有世界唯一的原刻书和原版布告以及同年异版作品 ,则是世界和中国所鲜知的     

董建《西溪南》问世

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自然与艺术的灵光辉映——西溪南》，近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手观音的手臂

重庆大足石刻中，有一尊精美绝伦的千手观音造像。技艺高超的工匠，以正面山体为背景，将佛像开凿出来，并依照山势，在佛像周围的空余岩石上雕满了不同姿态的手臂。每只手的手心各有一只眼，手握法物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