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信息学的史料学问题

20世纪60—90年代，人文学科掀起了跨学科研究的风潮，于是史学研究也引入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计量史学和历史信息学这两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计量史学的先驱对历史学的认识发生了质变，将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模型和理论引入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将数学的计量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通过计量的方法对承载历史信息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随后史学界形成了以科瓦里钦科为代表的实力雄厚的计量史学派。计量史学派善于运用多维的统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十分复杂，必然要借助计算机处理。随着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历史学家借助计量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来研究历史文献，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历史信息学应运而生。而历史信息学起初在计量史学的范围内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国家官方机构都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以电子形式保存和传输文件。引申到历史学领域，计量史学家最初将纸质文献资料转化为电子形式，创建文献电子阅读器和文献资料数据库，由此产生了相应的文献检索模式。这不仅对传统的纸质文献进行了优化，而且为史料学研究提供了便利。20世纪80年代，历史信息学脱离了计量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以德国学者泰勒为代表的历史信息学家主张建立数据库管理系统，完善数据检索系统和数据更新系统将历史信息学发展推向了新阶段。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自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历史规律论("大写历史")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其对历史认识论的影响巨大.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已经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那么这一转向,其实也与怀疑"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关联.人们对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美学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史学家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史家治史,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文学性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虽然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但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仍有其价值.     

关于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很快对史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90年代后期,后现代历史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受到了我国史学界、哲学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共同关注。最近几年,学者们针对后现代历史哲学中有关“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历史客观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该文是国内有关这几个问题的研究综述。     

海登·怀特"实践的过去":概念、内涵及观照

“实践的过去”是海登·怀特借用自英国观念论哲学家奥克肖特以思考历史学之用的一个概念。不同于“历史的过去”意在获得精确的历史信息,人们运用实践理性来构想“实践的过去”,以便为当下行动寻求历史依据。怀特指出,在实际的史学中,“历史的过去”与“实践的过去”并非泾渭分明,任何历史书写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实践吁求,或意图证明当下,或尝试选择未来。通过“实践的过去”,怀特呼吁职业史家接纳诗性眼光和哲学性的自我反思,承担起作为史学家的职责,书写一种能够为当下行动提供启迪的历史,化沉重的历史负担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过去”突显了怀特的人本主义历史观。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审视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基础上所促成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特点是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辩证地看待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我们建构一种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要重视对史学家主体因素的研究

对人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重视,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普遍现象。近现代以来,西方一些史学家由于意识到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史学家)和客观历史过程之间的矛盾性,从而把研究重心转向主体方面来,对历史学本身的反思已成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趋向。在我国史学界,随着史学变革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使得历史研究中的主体问题变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多斯对年鉴学派的分析与批判

年鉴学派及其创建的“新史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他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一书中对年鉴学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概述

西方史学界在六十年代以后,无论在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方法论,还是在研究实践的技术手段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史学研究的变化蕴涵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变革,其中英国的新社会史学派和法国的“年鉴学派”,在采用新方法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方面,是两个影响较大的学派。特别是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霍布斯·鲍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且吸收了人类学、计量史学的一些新方法,开创了西方史学界新的一页,同时也是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一朵奇葩。     

狄尔泰的“社会-历史实在”理论刍议

狄尔泰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精神科学”奠定方法论基础。他早期的研究致力于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区分的角度来实现这一目标。文德尔班的诘难使得狄尔泰改变了研究路径，转而从揭示“精神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角度，为精神科学寻找方法论基础。因此，对“社会-历史实在”的探讨，构成了狄尔泰最后将“历史解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基本方法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狄尔泰关于“社会-历史实在”的理论也呈现了其解释学不同于其他形态的解释学的基本特征。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也论历史学的“供需见面”——兼谈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关系

继哲学界指出"哲学的危机"后,史学界也有部分同志发出了正视"历史学的危机"的呼吁,主张从目的、方法、课题、重心和研究主体本身等等对历史研究进行变革.一些同志在应用新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概率论、数学计量和统计方法等)方面也做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尝试.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我们认为,史学研究确实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在观念上、方法上对这一学科进行革新,促使其向纵深发展,实现研究的立体化、综合和精确化,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有些同志离开历史学的实际去考虑     

公众史学学科建设的可行路径——从德国历史教育学改革模式谈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历史教育学启动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德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发展道路.德国模式偏重于理论反思,旨在重塑历史学作为历史编纂、历史传授与历史实践统一体的特质.这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超越“归化”和“并行”的“整合”方案.     

史学的历史与现状

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长期以来有争论，由于时和地的不同，争论的内容可能不一样。当欧洲大陆处于神学统治的年代，一切都出于神的意志，历史学自然不会被视为科学。从神学解放出来的史学家觉得历史需要通过人的意识反映出来，往往为史学家个人意志所左右，对其所写的历史的真实性亦即科学性抱怀疑的态度，历史学似乎难以纳入科学的范畴。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朗克提出：“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历史学家做到尊重事实，不偏不倚，历史学仍可成为科学。故朗克被誉为“近代历史科学之父”。但历史学家又认为事实固然是历史研究…     

论德国古典历史主义及其演变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前,德国史学理论以历史主义独树一帜。洪堡和兰克是古典历史主义理论的创建者,他们反对用抽象的哲学方法研究历史,为刚刚走上职业化道路的德国历史学奠定了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是历史主义辨析的另一问题,德罗伊森、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等区别了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上的差异性,强调历史学科的特殊性与自律性,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十个方面影响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普及与史学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升

朱佳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左玉河认为,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牛润珍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了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引导了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还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赵梅春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唯物史观的普及工作,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与实证并重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