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

针对目前刑法理论界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不同观点 ,在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以刑法基本理论和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为根据 ,明确提出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 ,是我国新刑法在原有的普通防卫制度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一种新的防卫制度特殊防卫。通过对特殊防卫概念的分析和对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的论述 ,力求统一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理解和认识 ,以利于实践中正确把握和适用     

对正当防卫限度与"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新<刑法>出台后,理论界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的探讨焦点主要集中在该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方面.绝大多数观点认为该款规定的就是无限防卫权,也有部分观点对此表示反对.要正确把握新<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权的防卫限度规定,需对新<刑法>第20条所含3款之间的关系、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以及"无限防卫权"的提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有关机构应及早对该款作出立法或司法解释,以统一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适用.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其内容属于刑法第20条第1款的一部分,并受第2款的限制;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 2 0条第 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 ,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 ,其内容属于刑法第 2 0条第 1款的一部分 ,并受第 2款的限制 ;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 ,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 ,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 ,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 :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 ,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     

对无限防卫权的质疑

在新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增加规定第3款后,我国刑法理论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此款规定表明,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施防卫在防卫手段和限度上没有要求,此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笔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此款规定并非无限防卫权,而应为特殊或特别防卫权。     

论特殊防卫的性质

当前，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限度问题正在开展新一轮反思。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行为，学界的称谓千差万别，主要有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无过当之防卫、预防性正当防卫等。从语言逻辑关系和刑法条文规范表达的角度看，“特殊防卫”的称谓更符合第3款关于防卫限度的特殊规定。第3款内容在实质侧面受正当防卫认识、防卫限度要件的约制，在形式侧面符合规范用语的体系表达，不是第1、2款内容的拟制性规定，而是提示性规定。防卫的权利性质受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范式的影响。在我国弱的权威主义和法律家长主义的影响下，特殊防卫带有明显的义务性质，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立法局限之我见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自适用至今，倍受批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规定在立法理念和法条规定上存在一定的立法局限，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对“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1997年修改的刑法第20条第3款专门规定了针对一定范围内的暴力犯罪的无限防卫权,为此,刑法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就行使无限防卫权是否存在必要的限度这个问题作以探讨,指出正确认定和把握无限防卫权的必要限度,更有利于实现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     

浅谈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我国刑法关于对正在进行的,严重地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不受强度限制,并对防卫产生的结果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无限防卫权是相对于有限防卫权而言的,我国新刑法第20条2款是关于正当防卫中有限防卫权的规定。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新刑法第20条3款对无限防卫权作了规定:“对正在进     

无限防卫权在司法裁量中的困惑--由一案例说起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定了无限防卫权,在鼓励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法条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和矛盾性,无限防卫权的规定使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防卫不适时等的区分失去了公正的价值标准,给司法裁量带来一定困惑,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性、公正性.本文通过对一案例的分析,对上述条款所确定的无限防卫权提出质疑,旨在强调司法实践中应从严把握无限防卫权的规定,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试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正当性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根据是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依据,政策依据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关刑事和解在死刑适用的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其合理性。     

关于完善特殊防卫权之立法构想

文章通过《刑法》第20条第3款关于防卫权的称谓、文字表述、针对的对象范围、整体价值和实质效果的分析,认为该条款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重大缺陷,由此提出对该款的修改意见。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罪名命名问题研究——基于“两高”对《刑法修正案(九)》罪名所做司法解释与《刑法一本通》的比较考察

不管是刑事立法的具体内容,还是刑法罪名的形式命名,立法机关都应当充分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吸收司法经验和运用理性逻辑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和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终极旨归,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基本理念:刑事立法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谦抑性,这不仅是对刑事立法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刑事立法形式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内容方面,不应仅仅关注条文的内容规定和修改,也应重视和加强对刑法罪名命名权的研究,着力纠正司法实务中基于惯常做法和不成文的旧例所形成的自带的"天然合法性"错觉。从根本上而言,由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行使刑法罪名命名权,在形式层面上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使然;在实质层面上是罪刑法定对刑事立法的明确性要求。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谈特殊防卫权

1997年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确立赋予正当防卫制度以崭新的内容。但是,诸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不存在必要限度,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存在必要限度,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对于正当防卫的条款排列不当。笔者对刑法第20条3个条款作了重新排列,既解决了诸学者的不同意见分歧,也进一步说明特殊防卫权存在的合理性,并对特殊防卫的犯罪含义作了具体分析。     

司法渎职犯罪罪数判定

重塑司法渎职犯罪的罪数理论,有利于正确的指引司法实务、贯彻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以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作为司法渎职犯罪罪数的判断标准,区分罪数判断标准与判断要素,坚持罪刑均衡以及诉讼效率的处断原则。当司法渎职罪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且兼顾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刑法第247条、第248条应当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刑法第399条第4款,属于例外规定,应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     

整体评价视角下量的防卫过当的理论建构

认为超过正当防卫时间界限的情形完全不能成立(量的)防卫过当的传统观点,会限缩《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在防卫人实施了一连串反击行为的场合,应坚持整体评价防卫行为的原则.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出于连续的防卫意思实施的一体化防卫行为,明显超过防卫时间界限而造成重大损害的,构成量的防卫过当.量的防卫过当情形存在违法减少和责任减少的双重宽恕事由,具备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基于我国刑法中防卫过当的特殊构造,只有后续行为单独造成重大损害时才成立量的防卫过当,其余情形则认定为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

重点研究和探讨了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和司法适用;认为限度条件不完全等同于“必要限度”。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理解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没有明显超出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并对刑法第２０ 条第３款是否为“无限防卫”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所谓“无限防卫”的规定。此外,对“行凶”、“暴力犯罪”等规定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讨     

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

在现有刑法体系下,根据有关规定可以推导出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无期徒刑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逻辑上的合理结果。从而,无期徒刑在事实上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判处死刑本身就是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精神的体现,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并不矛盾。如果在适用第四十九条的基础上再根据第十七条第三款来处罚,就会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现行刑法第四十九条和第十七条第三款相互限制、联系、区别,从最终结果看,二者中只会有一条被适用,不会也不应出现同时被适用的情形。     

判决“不准离婚”制度之反思

我国判决"不准离婚"制度是在三次婚姻立法中均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形成于长期的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中。本文主要围绕现行《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关于离婚之规定分析指出,在当代中国,应从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离视角重新认识和反思婚姻的本质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明确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离婚中仅具有消极功能。基于此,才能正确阐释立法之真实涵义和精神,进而揭示出原有理解的错误性和法律解释、司法实践的违法性。必然地,建基其上的判决"不准离婚"制度也是非法的和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