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端”意识中解放出来

在文艺作品中,有一类称“扁平人物”的人物性格。作家创作“扁平人物”时,往往依循一个单纯的性格要素或理念,只选取一二种给人印象最深,因而也最鲜明的性格特征,着重渲染。扁平人物的性格一目了然,鲜明突出;但由于作家的极端描写手法,又难免失真、扭曲。历史乃至人生也是一部人创作的作品。人在历史传统中面对现实,自我理解。如若被“极端”意识所统摄,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并极力扩大,也     

论《秀拉》中的“现存”与“缺席”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秀拉》中塑造了一个别具一格的黑人女性——秀拉。作品在描绘秀拉对自我身份的追求和发掘过程时,蕴涵了大量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在小说中,它们要么是现存的,要么是缺席的。正是通过这种现存与缺席之间的动态运作,作者展现了一幅关于黑人社区同黑人个体之间的关系、黑人个体(尤指黑人女性)追求身份确定的缺陷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深刻含义的画面。透过这副画面,我们得以更深刻地领略黑人女性在种族、性别、阶级等多重压迫下的艰苦与顽强。     

“厄洛斯”的两面性——小说《黑王子》中的爱欲伦理叙事

《黑王子》是艾丽丝.默多克后期小说中最受好评的一部,但也是最艰深的作品之一。在创作小说时,艾丽丝.默多克深受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小说《黑王子》不仅集中体现了《会饮篇》中柏拉图对于＂厄洛斯＂的双重性的深刻思索,同时也揭示了作者对于现代社会人的爱情和生活方式的辩证思考。     

并置对照辩证互动——《秀拉》的艺术结构分析

长篇小说<秀拉>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最具争议的作品,表现出很多反常的文本现象.但当我们跳出传统小说的阐释圈囿,引入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关注秀拉这一人物在整个伯特姆黑人社区的"场"中以及在文本格式塔中所代表的结构性功能意义时,便可发现:其文本结构具有隐蔽性,秀拉在文本格式塔中处于隐性核心地位.作家再运用"并置对照"的技巧,把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社区环境等文本其他要素"并排放置",使之形成辩证互动,从而使看似残缺的叙事结构凸显出更高层次的完整性,同时也使秀拉在文本中的隐性核心地位得以彰显,并成为文本完形结构的内核.作品结构上的实验性特征既实现了人物与小说结构、主题的完美结合.赋予了秀拉这一形象极大的复杂性和厚重感,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参与空间,为解读这一颇具争议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依据.     

“凑合婚姻”的现状与出路何在

凑合婚姻是不可忽视的婚姻现象所谓凑合婚姻,是指现实的婚姻关系的维系主要不是以男女双方感情上的互爱为基础,而是基于经济的道德的等其他因素的考虑,甚至完全依赖于其他因素。凑合婚姻最突出的标志是婚姻与爱情分离,这种分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缔结婚姻时,就是由感情外的因素决定的,以后也一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二是婚姻之初有一定感情基础,以后出现了淡化或恶化,形成了婚姻与爱情的分离;三是由于某种原因,婚姻与爱情的分离表现为单向型爱情,一方是爱的痛苦,一方是不爱的痛苦。     

论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之成因

汉代楚歌最能激发人意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悲怨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汉代楚歌中的数量最多、最具典型性。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的成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就渊源而论，汉代楚歌“悲怨”的审美特性要追溯到“南音”的影响；二是汉代许多楚歌的“悲怨”之声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楚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三是汉代楚歌“以悲为关”的成因与楚地巫风盛行有关。     

“炒书”现象的文化透视

“炒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刚刚过去的1993年就“炒”出了几个热点: ▲梁凤仪热。以其“财金小说”风靡大陆及港台。《豪门惊梦》、《花魁劫》、《九重恩怨》等书一俏再俏,摆满了新华书店和大小书摊。但见梁氏频繁地穿梭于各地签名售书,自已出资在沪、宁等地召开作品研讨会,刮起了一阵又一阵强劲的“梁旋风”。 ▲毛泽东热。领袖题材的“纪实作品”,1992年就方兴未艾。随着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毛泽东的艺术世界》、《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毛泽东轶事》有两种版本,各出版社争相出版。     

理想转嫁与现实超越——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爱玛”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女人的两个称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个性、激情与贤妻良母。这两个角色都由她一人扮演。在她内心及外在表现上都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但也正是这种冲突表现出了她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即“二重组合型”性格。她有着女性的一切特质,她追寻着理想的爱情和生活,正属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理想”范畴。为此,她只能采用第三种理想实现方式:理想转嫁。不满现实生活的平淡和无爱情的婚姻,她试图超越现实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和爱情,对于一个有激情和活力的女性而言,有其内在合理性。     

重视爱情婚姻的社会性

1 从古到今,人们都在追求着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但是,这“理想”二字,有时并不明白,因此也就受着折磨。有人把“爱情”理解为纯粹“情之所爱”,是完全属于个人的。这是一种误解。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一,是一种复杂的、圣洁的、崇高的感情活动。它不仅包含有“情”,还有思想和意志。因之,它是理智的,也是最富有情感的,它是现实的,也是最富有理想的。婚姻则是爱情的延续和固定。婚的含义是明男女之礼;姻的含义是明亲戚之别。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一旦付诸     

从“破灭型”作家看日本近代文学——由葛西善藏及其小说谈起

“破灭型”作家这一概念是平野谦、中村光夫、伊藤整等人在研究日本近代“私小说”作家时提出来的。它指的是在现实生活贫困不堪 ,在文学创作中缺乏成就 ,终身饱受煎熬却立志献身文学艺术的作家。具体代表人物有明治时代的近松秋江、大正时期的葛西善藏和昭和初期的太宰治、木尾井基次郎等。而克服了这种双重危机 ,描写自己逐渐由危机转向一种精神上的安定、内心平衡的作品和作家 ,称为“调和型”。　　由于“私小说”一词概念的模糊性 ,使许多我们看来并非属于“私小说”风格的近代作家也被纳入其中 ,例如有川上眉山、北村透谷、有岛武郎、…     

明星情史不完全盘点

有一次跟朋友讨论什么东西最不可靠。这其实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答案是“棉花堆”，因为棉花堆一靠就倒。结果他居然正而八经地告诉我说：“最不可靠的东西是爱情。”     

“一个娘肚子里跑出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论《红楼梦》人物性格差异的形成

<正> 探春理家,兴利除弊,——王熙凤病中听说,啧啧称赞,又以其胞弟贾环相比,说:“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个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这里就不伏。”对这种使王熙凤不服的现象,有人作出这样的说明:曹雪芹“能把关系十分亲近的人写得个性分明。尤二姐尤三姐是姊妹,但前者是忍受凌辱、不敢反抗的女子,后者是敢于反抗、大胆追求爱情的刚烈女性。薛蟠薛宝钗是兄妹,但前者是典型的呆霸王,后者却是标准的封建淑女。”①这是从艺术技巧方面说的,但这个见解的提出者何其芳同志却说它与形成性格的社会条件相关;不过他又认为想从小说中找出形成性格的全部原因是“失之拘泥”的。的确,要找出“全部”原因是不可能的,但找出形成性格差异的基本原因,还是《红楼梦》研究者的任务之一。     

换一种眼光看妻子

在绝大多数男人眼中,自己妻子和别的女人永远是不一样的。由于妻子是“自己人”,天天在一起过日子,妻子似乎已经失去了性别,而仅仅只是生活上的伴侣而已。日子一久,也就觉察不到妻子身上许多美好的东西了。闲暇时,常翻看妇女类、生活类期刊,每每看到一些介绍如何使爱情“保鲜”的文章。我就想:如果把妻子当成陌生的女人,就会觉得妻子常看常新,就会在妻子身上看到那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如果在日常生活     

“公关小姐”与“公关谋略”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提起“公关学”,随即想到的是“公关小姐”;而“公关小姐”就是风姿绰约、亭亭玉立的接待女郎的同义语,潜意识中难免与解放前上海各大公司的“交际花”划上等号。殊不知这是天大的误解。来到深圳,经常接触一些“公关小姐”,她们或推销产品,或拉登广告,灵牙俐齿,楚楚动人。然而透过她们的姿色和风韵,确实发现缺少一种气质,那就是公关谋略。公共关系学是企事业单位塑造形象的艺术,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内容。公共关系活动的基本目的是“内求团结,外有发展”。它是一种生存技能,又是一种发展谋略。美国福德姆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公共关系学》,其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公关策划。有一个学期,第一次上课,教授引用当日纽约一场暴风雪对几家大公司业务的影响,要学生从社会、经济几个角度替这些公司制订应急计划。第一周布置     

走出“越穷越生”与“越生越穷”的怪圈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么,“贫困”与“生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最近读了《南方周末》一则给人印象深刻的个案之后,促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一番更深入的思考。刊登在《南方周末》家庭生活版问op年间月14日）的“她用婚姻救灾”一文讲述了这么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话说湖北农村有一何姓家庭,先后娶妻生子的兄弟仁人因生活和睦,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兄弟中的老二老三先后不幸病故,接着老二的妻子南下打工谋生,老三的妻子则改嫁他乡。老二老三两家共生育的7个孩子加上老大一…     

关于评“好丈夫”的几点理论思考

“好丈夫满街走,男子汉哪里有……”这几个月来,这个配合评选“好丈夫”活动的主题歌响彻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评“好丈夫”是带有很大普遍性的一项群众活动,目前已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这个活动中,如果增加一些理论思维,也许会使这个活动开展得更为全面、更为有效。一、几个理论根据评“好丈夫”,或是评“好妻子”,都应该以婚姻家庭理论来指导,有关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苏联诗歌界关于“自我表现”问题的几次争论

近二十余年,苏联诗歌界围绕着抒情诗的“自我表现”问题,先后出现过几次争论的高潮。争论的起因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女诗人奥·别尔戈丽茨写的文章《谈抒情诗》。她在这篇文章里引人注目地强调“诗人的个性”不能“从诗里消失”,认为抒情诗的使命就是完成诗人的“自我表现”,表现“自己抒情性格的全部复杂性”,主张抒情诗表现“痛苦、忧虑和烦恼”,不仅要写幸福的爱情,而且还要写不幸的爱情。文章谴责“伪善的批评家”,说他们在诗中只要发现诗人的“沉思”或“忧愁”,就说成是“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她认为,抒情诗的优劣不在于写什么,不在于主题大小。她明确指出,杂志上大量发表的那些“毫不动人的”、“拙     

外交部给各省“站台”揭秘

正“蓝厅”一开,好戏就来。飙英文、秀方言、抖包袱……书记、省长们为了将各省的特点展示给外宾,使出了浑身解数。而外交部长王毅成为这一场场声势浩大的推介会中最有分量的“推销员”。“蓝厅推介会让我慕名前来,让我看到了江西更多的可能性。”2017年11月5日,纳米比亚驻华大使凯亚莫这样对记者说,此时他正在江西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     

梁祝传说缘何不能称“第一”——与索绍武先生商榷

索绍武《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一文中讲,梁祝传说产生的年代、引起文学家的注意并被改编的年代,及产生影响的年代都不算最早;另,梁祝故事"不是爱情作品","从唐代的记载到当今的戏曲,都没有怎样去积极地展现梁祝两人的爱情",故而梁祝故事不能称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笔者以为,梁祝故事是爱情传说是毋庸争辩的事实,它反映了超前性的爱情观念,具有超越时代的社会意义,同时,它传播极广,在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普遍或深远的影响。就此,梁祝传说完全有资格列入"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如果有人将梁祝故事称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也并无不可。     

我的忏悔

由情妇情夫编织而成的情人世界，在当今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说平淡无味的“天长地久”，还不如有滋有味的“一时拥有”；有说“结发夫妻不可忘．情人之乐不必让”。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我也曾有过一次爱情走私的痛快经历。“走私”的经过纯属是一次偶然的缘份引出的。去年8月，我去省城参加一个文学创作笔会，与我同路去的还有一个亮丽的少妇作者。会期15天。闲暇之余，时间的宽松，空间的放大，环境的陌生，氛围的和谐，使我们之同的距高拉得很近。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眼神、每一丝微笑都十分默契，会心动人。特别是我们在卡担OK厅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