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网络虚拟共同体的重构

网络虚拟共同体是数字化时代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分析网络虚拟共同体提供了基本坐标——共同空间和共同性。网络虚拟共同体处于稳固的共同空间中，而这种稳固性离不开现实中可以正常运转的数字化设备；网络虚拟共同体的共同性体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自身以及网络空间的同质化。网络虚拟共同体所处的网络空间可以囊括全人类，进而同质化成为人类共同境遇。要解决网络虚拟共同体中的同质化问题，就必须在数字化时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古代政治整合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中，“治世”理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古代圣贤在追求治世、建构治道的过程中，借助政治整合贯彻价值整合，打造了一个“文以载道”“道洽政治”的结构功能系统：宗教为治世树立终极价值，哲学为治世阐发学理体系，政治为治世构筑综合框架，法律为治世建立秩序保障，历史为治世提供资治通鉴，伦理为治世塑造君子人格，教育为治世培育合格国民，风俗为治世改良社会土壤。这套战略设计既体现了古代国家理性自我保存与自我完善的紧张性，也促进了政治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体化，有利于华夏文明的长期延续；但它未能在实践中把国家打造成人民与政权的利益共同体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遗憾。     

韧性与包容：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富裕背景下，下好乡村振兴全盘棋的重要抉择，韧性与包容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既必要又可行。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要以党建引领提升政府治理韧性；集聚包容性治理主体合力，增强治理共同体的社会韧性；坚持内容包容与过程包容兼顾，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效能；实现治理工具韧性与包容互嵌，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动力。     

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

剖析了杜尔克姆和新杜尔克姆主义的社会整合与职业共同体思想,认为,我国当前遇到的社会解组、社会失范问题,与杜尔克姆当年遇到的问题相似。杜尔克姆当年开的药方是: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新的社会整合。本文探讨了,在中国如何培育新的社会共同体以推进中国新的社会整合。这个新的共同体就是职业共同体。提出了培育职业共同体的六条对策,包括:职业道德建设、职业技术建设、职业荣誉感培育、职业亚文化培育、企业主的责任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主体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方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战略举措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要求有机集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领导力量；完善新型大一统国家制度体系，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化建构；加快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基础；推进各民族人的现代化，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境界；设计中华文明现代化新标识，传播中华民族现代化新形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综合性长期性工程，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才能达成两者共同的目标任务。     

"重心转移"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特征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意味着改革开放前以单位这个工作空间为重头戏的社会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向以社区这个居住空间为根基的社会治理转变.有别于过去以行政指令为整合手段的国家单一管理模式,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且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整合手段,以社区党组织作为刚性整合力量以及以社区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为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作为柔性整合力量.从"重心转移"视角比较发生在不同空间场域里两种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对于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生态共识的构建路径——从康德的目的论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必然包含着生态共识的达成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维度。以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为框架的生态理论却因自身理论的缺陷无法将生态有机整体作为主体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对此，康德的目的论判断力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共识提供了理论基础：主体通过目的论判断力将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纳入意识中，从而对整个地球生态圈产生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正是这种对生态有机整体的审美化的理解，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生态共识的达成回到“共同体”一词原初的情感意涵，从而通过情感的纽带建立起了人与自然整体牢不可破的伦理关系。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纪念活动建构集体记忆的逻辑阐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渗透颠覆的必然要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动因、现实动机与实践动力。当前，西方话语霸权裹挟下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面临主体选择不恰、内容表达不清与传播路径不畅等现实风险。为此，需遵循“落实主体—聚焦内容—丰富载体—规范媒体”的路径，运用纪念活动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伟力。     

数字公益助力城乡双向整合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融合提升、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共同文化生产和交流等方面出现了大量数字公益场景。这些场景在城乡之间建立联动并促进城乡主体走向联合的过程中,成为城乡之间新的对流平台,推动城乡主体按照共同体逻辑进行双向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有机团结,催发了集体意识,弥合了城乡差距,推动着城乡协同发展、融合共进。数字公益场景已经成为构建城乡共同体的新场域。     

国际援助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一种全球的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与国之间的援助关系快速发展，援助主体层出不穷，国际援助领域出现了主体多元化、目标多样化、机构多重化等特征。不同的援助主体之间既相互矛盾、相互对峙，也相互交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里出现了方式和理念趋同的现象。从国际援助的主体和目标、运行与方式，以及互动和趋同的背景、原因等多重视角，可以认识无政府条件下国际援助的多重规律及援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有助于在多元的国际援助世界中坚持独立自主和优势互补，促进发展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政治制度民族化的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

政治制度民族化是外生的政治制度能否为民族共同体所遵奉,其后发优势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政治制度民族化历经了农耕时期的发端、殖民时期的迅速扩展与冷战时期的曲折探索,其演化过程展现了民族主体对于外生政治制度的选择、整合及超越的特征与属性.     

现代化、个体化与法治

现代化、个体化与法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中的理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本文首先论述了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即现代化催生法治，而法治又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次论述了当前现代化的突出方面——个体化与法律个人主义的关系，以及后者带来的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为了应对社会治理的难题，法律不得不延伸其规制范围，由此导致法律自身的合法性危机。最后指出应重建共同体以加强社会整合，遏制个体化的过度发展，阻止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不断入侵。在重建共同体的过程中，法律可以在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即加强以重建共同体为目标的立法与通过集团诉讼回应共同体的需求。     

论市民社会的经济整合──市民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分析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整合机制。本文着重论证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整合。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当然，由于受到市场经济本身不健康、政治、小农经济、传统文化、宗教等主要因素的干扰，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整合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论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对阿伦特“政治责任”概念的解读

现代政治社会通常强调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个体，那么个体是否还要为共同体承担一定的责任？在以“权利—义务”为主体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体为共同体担责的理论依据。汉娜·阿伦特跳出了政治义务与个体责任的局限，提出“政治责任”的概念，她认为公民个体对共同体的责任应建立在自身持有微弱的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这点微弱的权力使得公民能够再次联合、并承诺未来。阿伦特的政治责任观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共同体的主人及权力的来源，对思考现代政治社会中个体的集体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性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网络意识形态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教育者的主体性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不是对等关系,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主体性困境.克服这一困境,需要不断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系统.既要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身份建构,充分整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培育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网络积极分子”,又要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有效协同,形成有机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以培育和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构建良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