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与阐释：先秦至汉代《诗经》学的理论描述

本文从辨析赋《诗》言志体现的共同伦理开始，探讨了使用和阐释在孟子《诗经》学中的分野，最后以汉代《诗经》学阐释的两种类型为论证，旨在说明中国经典阐释学实质上是伦理阐释学，即阐释者在解说经典大义时，通常在字面义和表达义之间建立起伦理关系，建立的方法是相似性联想，应当注意相似性联想在伦理阐释中的特殊功能与作用。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汉书》引《诗》初探

《汉书》是汉代引《诗》较多的一部典籍。《汉书》引《诗》显示了《诗经》在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多种文化领域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又体现出“《诗》以正言”的《诗》学观念,并有助于理解其具体含义。考察《汉书》引《诗》可以为《诗经》研究开启一扇新窗。     

如何阐释中国文学

如何阐释中国文学?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用来阐释文学的理论大都是西方外来理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学阐释学.杨义在<感悟通论>中提出建立一种"感悟学"的文学阐释学思路,他认为,感悟是中国智慧和思维能力的传统优势所在,我们应该在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思维通融的宏阔视野中,充分激活感悟思维这一民族智慧优势,立足具体的文学文本,通过涵咏浸渍与生命体验来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阐释."悟性细读"是这种文学阐释学的最基本的方法.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与《诗经》古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除少量对《诗经》总体进行评论外,大多数是分别对某一首诗的评论,从形式上看,类似于《毛诗序》,但是,从内容上看,与《毛诗序》却有很大区别。与《毛诗序》相比,楚简诗论所论诗义更接近《诗经》古义。考释楚简诗论所论诗义,对于重新认识《诗经》的一些诗篇具有重要意义。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理论敞开

<正>阐释的公共性问题是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出的重要的阐释学原则:"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生成和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阐释是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而居间说话的。"(1)在这个理论论述中包含了如下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把阐释活动与社会公共行为结合起来,阐释不仅仅是西方早期阐释学意义上的文本阐释,也不仅仅是本体论或工具论意义上的各种专门文类的阐释,还是广泛的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公共行为;其次,强调了作     

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公共阐释论与存在论阐释学的分歧和互补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及中国古代阐释学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复合型概念,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从正反两方面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支撑。不同于存在论阐释学以现象学原则和存在论层面的生成性真理为根基、以个体的当下感受和经验为阐释内容、以理解的开放性和无定解为阐释效果,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和共识真理为前提、以共通性的公共理解为内容、以阐释确定性和最大范围的公约性为阐释有效性的标志,其目的在于以公共理性检视和规范个体阐释,弥补个体阐释在阐释效果公约性和有效性上的缺陷,彰显文本阐释的公共性认知功能,履行文艺回应社会的责任。     

从语词走向远古世界──评周蒙著《<诗经>民俗文化论》

语词是诗的基石，诗学也就是研究语词在诗中的行为。周蒙先生所著的｛＜诗经＞民俗文化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正是从一个个语词出发，揭示出赠经顺蕴含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的，这是在《诗经》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新的突破。《诗经》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然而愈是通往远古，《诗经》研究所带有的经世致用、伦理教化的色彩便愈是浓厚。对于《诗经消篇《关难》，最早的《诗经》研究成果《毛传》云：“洪雅照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袁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难贬义也。”这只是经学家的臆测，其实…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风俗视角与《诗经》的还原阐释

《诗经》因为被罩以神圣的光环而掩盖了它的原貌,也蒙受了种种附会和曲解。从风俗视角可以梳理出《诗经》文化背景的两个重要特征“诗以言志”的习尚和“礼乐救化”的传统,有助于对《诗经》的还原阐释,风俗视角还能使读者领略到《诗经》所展示的鲜活多彩的风俗画卷,感受“天籁之音”的艺术魅力,有利于《诗经》去圣返俗。     

《诗经· 緜蛮》 事义与周代举贤制度

关于 《诗经· 緜蛮》 的事义指向,现存多种说法,有的附会政治教化,有的逻辑关系错乱,只有举贤选士之说较为合理.文本主人公身份的确定,诗歌关键章句所透露出的隐含信息以及符合情理的推测阐释,都证明了其与周代举贤制度有关.周代举贤制度主要是"乡举里选",大致分为"诸侯贡士"与"乡里选士"两大系统,《緜蛮》 一诗的事义呈现倾向于后者.     

杰克·伦敦《中国佬》的解构与重构

杰克·伦敦是我国译介最多的美国作家之一,但与其大量的翻译文本相比,国内对杰克·伦敦研究方面的成就却较少,形成巨大反差。对其作品《中国佬》的普遍看法是其对华人的描写是一种丑化,带有浓重的种族歧视色彩。但是在阐释学、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观照下,杰克·伦敦的《中国佬》存在被过度阐释、解构的现象,这其实是中国接受者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一种误读。《中国佬》对白人统治阶级的讽刺鞭挞和对海外华人真实生存状态的书写才是杰克·伦敦的真实写作意图。     

《诗经》中的天文星象

《诗经》不只是展现给我们文学的一面,它也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矿藏,内涵是多方面的,传统研究《诗经》者有"名物学",后世治《诗经》者多从"博物学"一系。为了对诗能有一个更为深透的理解,对《诗经》的天文星象作一些探究也是必要的。     

《诗经·国风》重章复唱结构分析

《诗经·国风》作为＂三百篇＂中的璀璨明珠,重章复唱是其结构上的突出特点。其重章复唱的结构,可分为全诗完全重章、部分重章、章首或章尾复唱以及多重组合变化的重章复唱等形式,都有其重要作用和效果。对《诗经·国风》重章复唱结构进行分析,是对其进行文学阐释的一个重要方面。     

吴经熊、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 《圣经》 翻译 ——以 《圣咏译义初稿》 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吴经熊奉蒋介石之令重译 《圣咏》.吴经熊稽考各类 《圣经》 版本和参考书籍,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将其译为中文,计有四言、 五言、 七言,冶诗经、 离骚、 楚辞、 唐诗于一炉,展现了吴氏深厚的旧学修养.蒋介石于军事倥偬之余,前后三校吴经熊所呈译稿,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圣咏译义初稿》 是基督教经典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出版之后,备受学界关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但是,受制于当时国人的知识水平,此书难以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也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国基督徒中的影响力.     

《诗经》成语的文化阐释

成语是文化与语言精淬出的文字艺术,能够言简义赅传达诸多幽深曲折的意思,并以其经典概述给予我们厚重的文化沉淀。《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既是一部文学宝典,也是一座语言宝库。《诗经》中的成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透过这些成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家园。     

《诗经》经济意识解读

可以说《诗经》是西周时代的一部小百科全书。历代名家对它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成果累累。但以前人们侧重于从政治、思想、伦理和哲学方面研究《诗经》,很少从经济角度去研究它。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诗经》中就有不少是农事诗,从中能解读出较明显的经济意识。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农时意识,保护生产力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区域经济意识和公平分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