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建设对军事工业发展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东部和中部的数家钢铁厂内迁西部。以此为契机 ,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建立了许多冶金工矿企业 ,冶金工业获得全面的历史进步 ,其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兵工企业 ,对战时军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为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上那场空前规模内迁运动的重要部分。深入考察兵工企业内迁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我们发现,这场搬迁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不能与民用工业企业内迁组织混为一谈。可以说,一方面,它是中国人民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而被迫进行战略撤退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而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作为之举。     

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中等教育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化中国,恣意破坏中国的文教机关.一时间,中国的中等教育蒙受重创.为保存教育实力,增进抗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勉力应变,建立国立中校制度,督行分区设校,力推职业师范教育,并积极救助由战区退出之教育员生.中国的教育基础不但没有因战事而动摇,反而在某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宋美龄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职责思想及其实践

宋美龄抗战时期论述了中国妇女的职责,其核心思想主要有:后方妇女有"进行男子原有工作"的义务;妇女有"救济救护的责任";妇女"也有参战的义务";妇女有对当代史作贡献的义务;妇女求解放必"先能负起责任";知识妇女有"教育大众"的职责;回避抗战责任"要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弃".宋美龄模范带头,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切实践行这些战时职责,主要表现在:组织妇女投身抗战;培训妇女服务抗战;亲赴前线激励抗战;社会募捐支援抗战;努力生产供应战需;救助伤兵慰问伤员;救助难童,保教合一.宋美龄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尽职尽责,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活动考察

清末以来，伴随着欧美土地金融理论和土地金融制度被介绍到中国，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的中国土地金融制度开始兴起并得以运用到土地改革中。抗战中后期，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奉国民政府之命办理土地金融业务，扶植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国民政府在土地改革上的大胆探索，为日后台湾土地改革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抗战时期中国特矿运输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的钨、锑、锡、汞等特矿大部销往国外,以换取抗战急需的军需物资。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特矿运输采取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驿运等多种运输方式,运输路线也经历了一个由东南沿海向西南、西北内陆逐步推移的过程。在对外交通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资源委员会竭力维持和开辟国际通道,为保证特矿运输、维持国际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并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战局发展促使作家融入全民抗战的时代洪流,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逐步明晰。抗战通过其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创作与政治形成深度关联,促使作家明确了以抗日救亡为价值核心的抗战立场。抗战强化了作家作为一类责任主体的自我认知,促使他们立足反侵略语境进行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进而形成基于知识、信仰与坚强意志的文化战士的自我身份定位。抗战强化了作家心灵与现实碰撞的激烈程度,促使他们用怒火与血表达对侵略者暴虐行径的愤怒,对战火纷飞中生命价值的反思,对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灵魂的自省,使他们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为文字从笔端倾泻而出。     

中国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运动与创作

抗战爆发后,重庆戏剧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积极创作和演出救亡图存的话剧,并以戏剧为武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重庆开始成为大后方抗战戏剧的中心。重庆的抗战戏剧创作,就其题材的时代分类而言,主要有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现代剧和取材历史、影射现实的历史剧。它们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戏剧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时代精神浓郁;题材单一到主题深化,人物性格由外向内发展;在传统戏剧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现代戏剧,经过抗战的洗礼,在重庆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剧、社会问题剧和伦理剧为核心的创作与演出体系,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黄金时代的到来。     

抗战时期中国形象的建构：基于国际友人视角

抗战时期,美国作家温台尔·威尔基在所撰写的《天下一家》一书中,通过自己在中国的现场体验和对中国政治、经济及民众抗战的切身感受,在美国人民面前呈现出新的中国形象。这种新形象的建立,为美国对华援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略论抗战时期四川兵力动员

尽管中国的《国家总动员法》从1942年才开始实施,而事实上,从全面抗战爆发起,国民政府便已开始全国人力、物力总动员。八年抗战中,四川作为大后方兵员补充基地,从其动员发起、机构和制度建立、兵员的征募和补充,四川的兵力动员卓有成效,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浅析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共产党

本文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政策对夺取整个战争胜利的重要影响,从而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中的显著作用。     

抗战时期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蒋百里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端,扩大侵略,蒋百里奉命考察华北数省,主张军事外交一元化,以应对日本的挑战。之后蒋百里两次赴欧访问,考察国防总动员,拉拢德意,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期间,蒋百里将其外交活动和军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军事、外交、经济三者来分析中日战争,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抗战”“抗战必胜”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其论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而且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抗战时期三大区域抗战史学概况简述

1940年是中国抗战史学发展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土地上形成了三大区域的抗战史学，即国统区抗战史学、解放区抗战史学、沦陷区抗战史学。三大区域的史学家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实现了联合与团结。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首于学术研究，取得了抗战史学的重大成就，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壮丽的一章。     

重庆抗战时期的文学地理学问题

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存在南北两个文化中心,京派和海派。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昔日的中国南北文化中心解体。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是在重庆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建设的。历史的确实现了冯乃超事前所说的,“敌人要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的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文化落后区域变成文化中心。”抗战的机遇使重庆的文化地位发生变化,使之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抗战胜利以后,重庆的文化中心地位也随之消逝。但是,这段文学地理的历史对于以后四川和重庆的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深刻影响。     

简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的道德修养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抗战建国之中,还把以“四维”、“八德”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修养作为极其重要的任务加以推行。其目的,一是为了抗战;二是为了强化国民党一党专制。为此,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渗透到各个方面。但是,其收效却甚微。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它不符合抗战的需要,更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要求。     

王统照抗战时期诗歌创作述评

抗战爆发后,很多进步作家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爱国文艺创作中,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的王统照也毅然以笔为枪,加入到这场没有硝烟、史无前例的战斗中。而这个时期,王统照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早期的婉约浪漫转变为气势磅礴的战斗诗篇。本文将简要评述抗战时期王统照的诗歌创作特点。     

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和戏剧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期开辟“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笔谈。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由多方专家学者就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海外各文化机构、文艺派别、文学团体或人物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文艺方向、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精神品格,以及抗战时期的小说、评论、戏剧、电影、报刊等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见解。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讨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汽油问题及其解决

抗战爆发后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油荒 ,影响了抗战的维持。为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强汽油进口力度 ,在国内生产炼制 ,鼓励代用品的发明与使用以开源 ,另一方面限制消费 ,实行管制以节流 ;在不同时期 ,政策的侧重点又不同。分析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汽油政策及其变化 ,可以看出国民政府面对不断变化形势的应变能力。并对现阶段我国解决汽油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苏联的国际统战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赴外宣传、文化活动、新闻报道等方面,加强对苏联的国际统战工作,进一步促进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的交往合作,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