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枝词看巴蜀酒的区域分布和文化传播方式

目前学界对巴蜀酒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考辨巴蜀酒的源流,二是对其发展、演变的相关陈述,三是地方性代表性酒业个体研究,而关于巴蜀酒业的区域分布和传播方式鲜有考证。通过对竹枝词中相关史料钩稽认为:在明清时期,酒早在巴蜀之地广为流传,且分布极广。以锦城为中心,向西可以达到郫县、芦山和盐源,向东可以延伸至重庆梁平、垫江,传到以北的绵州、广汉之地,并传到以南的西昌等地,形成了环状分布的饮酒文化圈,其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有2个:一是通过商品之间的买卖等商业行为,由商品交易将其文化传播开来;二是在巴蜀地区的文人墨客们,借由他们的诗篇将酒的情感传播到各地。     

平生治业有谁知 一路唯闻唱竹枝——读王慎之、王子今《竹枝词研究》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竹枝词作为一种较少雕饰,体现朴素风格的文学形式,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多有真切反映历史文化真实和民间智慧精华的清新乐章。王慎之、王子今二位先生的《竹枝词研究》付梓出版（泰山出版社2009年6月）,为关心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读者带来了新的欣喜与新的启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古典诗词中的“酒”

中国古代诗词中包含了许多书写"酒"、饮"酒"的诗句."酒"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因素出现在诗词创作中,体现了作者主体的个人情怀和审美趋向,并具体表现为:爱国忧民的庙堂情怀;酒酣情浓的情谊书写;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淡薄名利的洒脱,应该说,通过文学加工"酒"超出了单纯的物质意义,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竹枝词之社会史意义——以江南为例

竹枝词出于古巴蜀人祭祀仪式歌,经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整饰传扬而来。这种民间歌谣,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民谣,包括长江下游的"吴音",无论是口传情状采录,还是生活访谈实录,抑或是附具的文献征考,绝大部分竹枝词有如地方史志,来源相当可靠。不难看出,竹枝词与江南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追踪竹枝词的创作动因,导入乡贤们的观念世界以及独特的民众化育方式,不难理解,竹枝词也是社会史素材,这样的素材在国家—社会框架中彰显出特殊的思想意义。在内容上,竹枝词厕身于具象社群,以平民俗众做基本记录对象,津津乐道其日常琐细,以浓郁的风土本色构成对传统史料的补充,给社会史以认识论的启迪。因此,以诗词身份出现的竹枝词,具有独特的社会史意义。     

异域犹将正朔遵——南洋竹枝词的阐释方式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竹枝词这一自唐代刘禹锡借鉴巴楚民歌而形成的诗体在南洋以异质文化为摹写对象,通过以诗证史产生全面而深刻的独特认识价值。与传统竹枝词相比较而言,南洋竹枝词所涉及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与中国本土有着不同的文学体验,其创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具有独特的社会史意义。在艺术上亦显见开拓与创新。     

论清末石德芬及咏藏竹枝词《叠克杂咏二十四首》

清末诗人石德芬的竹枝词《叠克杂咏二十四首》，是清末咏藏竹枝词的代表作，多层面、多角度地反映了清末德格地区的社会生活全貌。本文通过对其中记录德格土司争袭内乱的纪事诗和呈现德格民俗事象的民事诗两类诗作的细致考察，发掘其补史、补志之功，以及诗中蕴含的近代文人的藏地认知和对边疆民族文化的传播，为全面了解、深入研究德格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也进一步推动了古代咏藏诗在新时代的研究。     

诗神酒吻——诗酒关系略说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诗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诗人笔下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写不完,唱不完。诗人以酒自名、以酒命诗,甚至还出现了许多诗人或文人撰述的有关酒的专著。诗中酒名因产地不同而异彩纷呈,以酒入诗描写离愁别恨、羁旅行役、壮心难酬的诗篇更是各有千秋。缘其由,酒能助兴也能钓诗,酒能触发创作灵感也能托起想象的翅膀,正可谓不言酒,难以成诗;成诗者,必得酒字。究其实,诗人饮酒,诗中写酒,都蕴涵着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下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内容。     

地方科技史的编撰模式探索——以巴蜀科技史研究为例

《巴蜀文化通史》中有单独的一卷：巴蜀科技史卷。本文通过介绍巴蜀科技史卷的编写，从而一般地探索“地方科技史的编撰模式”。巴蜀科技史属于“地方科技史”。撰写科技史有三种模式：通史模式；学科模式；融合模式，即分科（或分领域）通史模式。我们认为采用“融合模式”比较适合。具体论述了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子文化”；巴蜀科学技术成就的内涵；巴蜀科技史有独特的世界意义；巴蜀科技史研究的现状。提出编撰地方科技史的模式探索与选择，指出我们的差距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1894-1914年俄国酒销售垄断政策目的与结果为何相悖(上)

从古至今酗酒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国家垄断酒销售既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也是治理民众酗酒问题的手段。1894—1914年俄国实施了酒销售垄断政策,初衷是增加国家岁入,同时引导民众文明饮酒和减少酗酒,然而,减少民众酒消费和增加国库收入存在根本矛盾,二者很难兼顾,因此面临取舍的难题。而在俄国政府看来,国库利益永远高于戒酒利益,当国家财政紧张时就更是如此。这是酗酒问题难以根除的客观原因,民众的饮酒方式和习俗则是主观原因,俄国各阶层民众都有饮酒习惯。围绕对酒垄断的原则与目的、酒销售垄断的财政结果、影响烈性酒消费收入增加的若干因素、酒销售垄断与酒消费、民众饮酒方式和习俗的探讨,可以理解酒垄断时期俄国政府的两难处境与未能缓解民众酗酒的原因。     

1894-1914年俄国酒销售垄断政策目的与结果为何相悖(下)

从古至今酗酒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国家垄断酒销售既是俄国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也是治理民众酗酒问题的手段.1894-1914年俄国实施了酒销售垄断政策,初衷是增加国家岁入,同时引导民众文明饮酒和减少酗酒.然而,减少民众酒消费和增加国库收入存在根本矛盾,二者很难兼顾,因此面临取舍的难题.而在俄国政府看来,国库利益永远高于戒酒利益,当国家财政紧张时就更是如此.这是酗酒问题难以根除的客观原因,民众的饮酒方式和习俗则是主观原因,俄国各阶层民众都有饮酒习惯.围绕对酒垄断的原则与目的、酒销售垄断的财政结果、影响烈性酒消费收入增加的若干因素、酒销售垄断与酒消费、民众饮酒方式和习俗的探讨,可以理解酒垄断时期俄国政府的两难处境与未能缓解民众酗酒的原因.     

消费文化浅析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工业产品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如何对待产品剩余将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塑造新的消费文化来解决产品剩余的问题,这一命题已经开始被学者们所重视。本文从如何定义消费文化的内涵,以及它的特征、功能入手,并联系我国社会文化建设来阐述消费文化与现代工业生产的关系。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秦汉时期巴蜀文学略论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特色以经学为核心,然而,巴蜀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秦汉时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还不是经学,而是文学。特别是司马相如登上文学舞台.揭开了巴蜀文学百年风光的序幕。同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也与巴蜀文化密切相关,因为该地文化与巴蜀文人的传授有直接的关系。     

清代京城民间说唱艺术的诗意写真——以文人竹枝词书写为中心

清代京城竹枝词中有百余首吟咏民间说唱艺术，透过这些竹枝词的吟咏，揆诸清代文人笔记、戏曲、小说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了解清代京城应时迭兴的民间说唱伎艺，考察各种说唱伎艺的演出情况（演出时间、场合、地点、演艺与接受等），辨析各种说唱伎艺之间的交流互鉴及其与戏曲的双向影响。清代竹枝词对民间说唱伎艺的吟咏，不仅为清代北京曲艺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而且为京城留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记忆，对于研究清代京城的民间娱乐文化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略论都市化进程中的海上竹枝词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竹枝词出现过一个创作繁盛时期。它的重要标志是将重心转到对大众层面上的生活文化的歌咏。这种转型,不仅回归了竹枝词作为俚俗形态的本位,而且从形式及内容上反映并迎合了近代化过程中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属于韵文学创作的竹枝词,经历了千余年的创作,能在近代形成新的创作热潮,并且转型成为都市文学的一部分,与它所拥有的民歌属性和诗学中的乐府传统有关。从传统韵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生存的角度,来看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并把竹枝词看作都市文学和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文化基因和文化要素的存在的角度,重新审视竹枝词的文化承载及其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从"李调元"故事看清代地域文化对抗

清代学者李调元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本身难以确考,而其间却包含丰富的传播者的态度.李调元故事多为与江南才子的戏剧冲突,体现清代科举背景下,江南和巴蜀不平衡的地域文化关系,以及民间的对抗心态.李调元本人曾倾力于巴蜀乡邦文化的建设,故而成为民间的"文化英雄",在故事中维护地域文化尊严.事实上李调元对江南文化的态度与民间不同,不是对抗,反有师慕的因素.民间态度和史实之差别不可不察.     

从“李调元”故事看清代地域文化对抗

清代学者李调元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本身难以确考，而其间却包含丰富的传播者的态度。李调元故事多为与江南才子的戏剧冲突，体现清代科举背景下，江南和巴蜀不平衡的地域文化关系，以及民间的对抗心态。李调元本人曾倾力于巴蜀乡邦文化的建设。故而成为民间的“文化英雄”，在故事中维护地域文化尊严。事实上李调元对江南文化的态度与民间不同，不是对抗，反有师慕的因素。民间态度和史实之差别不可不察。     

弘扬中华文化 光大巴蜀文明——巴蜀文化史研究会在蓉召开座谈会

以“弘扬中华文化,光大巴蜀文明”为宗旨的巴蜀文化史研究会,于9月8日在蓉召开座谈会。50多位到会专家、学者就巴蜀文化史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讨论。会上。杨析综同志就巴蜀史研究的重要性作了讲话。他指出,研究巴蜀文化,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要站在史学研究的高度,考察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流传、演变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情况,又要结合现实,研究四川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扬巴蜀优良文化传统,根除历史沉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防止外来没落文化的侵蚀,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从陶诗看陶渊明与酒之关系

陶渊明把酒与诗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的 ,陶渊明使酒和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的、重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 ,有些时候陶渊明通过酒来韬晦免祸 ,自我保护 ,委婉地表达自己对当时政治的看法。第二 ,陶渊明时常借酒来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痛苦。第三 ,陶渊明在酒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和慰藉 ,并借酒寄傲养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