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域下的母亲史诗——《丰乳肥臀》与《好人宋没用》的并置阅读

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皆将中国19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列为背景,以母亲形象作为叙事中心,书写大家庭的兴衰与人物命运。但这两位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的母亲史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母性的理解,男性作家莫言认同的是父权制度下的"为母之道",而女性作家任晓雯更偏重于从女性主体角度进行发掘;在叙事伦理上,莫言广泛采用男性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角度,将塑造母亲形象作为其完成消解正史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任晓雯运用全知视角兼顾聚焦母亲心理活动,完成伦理判断。究其原因,两性作家在两性文化影响下所站的相异立场、性别话语的不同诠释,以及代际产生的差异性是造成两部作品呈现"同调异曲"现象的内在因素。     

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

《十八春》是张爱玲一部具有“亮色”的作品,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品中除了继续她以往关注女性命运的主题和细腻哀婉的叙事风格外,她所一贯表现的女性意识也出现了新的指向。一是通过人物命运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彻底解构了封建男权制,二是第一次构建了女性完整的人格和气质角色,为女性指出了一条新生之路。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性别对立下的幻梦性反抗——论虹影作品中的先锋性表象

女性立场是虹影小说思考女性存在的境遇和命运突出的叙写基点.其作品以倔强的先锋意念和姿态寄寓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压抑体验与夙命性困境,并在女性未来白日梦全方位的想象叙事中就对立的男权世界作出超常规反叛和思索.     

“脱冕”的悲剧英雄——《卡斯特桥市长》浅析

《卡斯特桥市长》以《俄狄浦斯王》神话为悲剧模式,塑造了亨查德这一维多利亚时期的悲剧英雄形象。笔者结合尼采悲剧论重新解读小说主人公亨查德的悲剧命运,并从作品叙事结构出发,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挖掘酒神原型如何具体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亨查德这一悲剧形象得以重塑,意在从深层叙事结构中呈现以酒神为原型的模式具体在哈代悲剧作品中的运用及创新。     

双重边缘化的女性书写——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对于女作家迟子建,评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她讲述“北极村”童话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文学特征,对于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却常常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迟子建一直在进行一种女性书写。她不仅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纯净的乡野声音讲述故事,也在用远离男性理性话语的女性声音讲述故事,这种女性书写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女性书写。除了叙事风格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外,迟子建一直关注处于边缘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迟子建的女性意识又同那些具有“仇男情节”的女性作家不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放眼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上。迟子建的小说告诉我们,生命永远是缺失的,在坎坷的生活中,与女性对立的绝不是男性,而是生存本身。     

论石黑一雄小说的双重叙事

石黑一雄作为当今英国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中运用了推动作品叙事进程的双重叙事,即叙事路径、叙事揭示和叙事声音。这些叙事策略展示出人物叙述者对事实的晦涩态度,同时,随着叙事的步步展开,它们又对事实的抽丝剥茧产生了微妙的助推力。《浮世画家》是这种双重叙事的典型:叙事者基于当下回忆过去;他愧疚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虚荣;故事真相不能从独白中获知,却可以从对谈中推理得出。     

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以《慈悲》为例

美国现代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慈悲》为读者呈现了美国殖民地初期女性叙述声音的魅力,文章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兰瑟关于叙述声音的理论,通过分析作品从叙述声音角度对女性话语权的建构,揭示建构女性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以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沦陷背景下的女性言说——以张爱玲为中心

沦陷区女性作家的创作虽然也隐含着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关怀,但疏离政治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其言说的主要内容。张爱玲等沦陷区女性作家的言说道出了民族危亡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现世安稳的渴望,以及对家庭和民族的皈依感。由于沦陷区文学中民族叙事声音的低落与男性宏大写作姿态的不振,沦陷区女性写作的兴起与沦陷区特殊语境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联。     

性别叙事与林黛玉、简·爱形象之比较

艺术形象的审美效果与创作主体的视角切入、性别想象密切相关。外在于女性主体的审视者与内在于女性主体的体验者,都以自身的文化心理虚构女性形象,他们的描述和表达赋予形象的性格内涵和角色命运以强烈反差。林黛玉和简·爱在性别叙事的作用下,走向女性从男权社会出走的两极:皈依男性中心毁灭自我的现实和颠覆男性中心确立女性权威的虚构。     

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与叙事技巧

作为一名治学严谨又富有创新意识的学者、作家吴组缃先生，其创作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体现了其圆熟的创作技巧，同时也在这种精到简洁的叙事技巧中突显了处于男权中心社会中的女性命运。     

论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以《时时刻刻》为例

古典叙事一般以男性为权威,不存在女性叙事权威范式.随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在小说叙事层面越来越主张女性叙述权威的建构.小说《时时刻刻》作为女性叙事话语权建构的典型案例,对女性叙事权威建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研究以《时时刻刻》为例,从叙事声音、自由间接言语及消极情节三方面分析了当代女性叙事建构逻辑,为新时代小说中女性叙事权威的铺陈提供了系统指导方案.     

科塔萨尔《被占据的住宅》中的“超物体”叙事

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被占据的住宅》以住宅的“超物体”时空迷宫构建为基础，叙述了住宅这边的兄妹与那边的“声音”展开对峙、抵抗，最终失败、逃亡的紧张过程和怪诞结局。“超物体”和其中的声音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将人类置于其强大的物质力量之下，左右人物的命运走向，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物性叙事和阅读效果，使小说透露出浓厚的荒诞色彩、难以言明的后现代文学风格和非人类中心视野。     

“夜”意象悲剧意识的审美价值解读——以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个体,运用意象叙事是她的特长。张爱玲以夜这一特定意象的悲凉美学意蕴,为她诸多作品中的人物命运铺上了一层悲凉的底色,夜的意象蕴含着作者的人生体验、认识与感悟,展示了作者的精神悲剧。夜意象是张爱玲情绪记忆的显现,是一种凭借她自身的感受和心灵体验的记忆表现。悲凉的夜意象充满了对人生和命运的感叹,表达了女性命运的悲观情绪,将悲剧的美揭示给人看。     

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

毕飞宇的小说文本<玉米>、<玉秀>、<玉秧>系列给我们展示了共同的女性命运造成的三个女子不同的悲剧遭遇.作品以呈现生活原态的叙事,不动声色地触及女性悲剧的生活本质和社会本质.作品穿越世俗生活和男权伦理的小说系列叙述,揭示了中国伦理文化的黑暗和人类文明发展背后的偏见.     

女性主体性下滑和性别话语的差异——女性文学从小说到电影的思考

女性文学在从小说到电影中,性别视角的转换导致女性主体性下滑和性别话语的差异。女作家从女性视角叙事,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性别话语;男导演从男性视角出发,剔除原著的女性主义倾向,彰显男性中心意识、美化男性形象。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两性应该在平等对视的空间里交流对话。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活着的诗艺呈现——评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

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是当代文学史上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品。作者在这里运用了一种与过去那种“冷漠”的叙事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 ,向我们讲述了主人公福贵长达 5 0年的人生历程。本文通过对作品的叙事学分析 ,揭示了《活着》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认为《活着》虽然展示了一种人生境界 ,表现了人的一种命运 ,但总体上还没有使人灵魂震颤的力量。其在艺术上却有独特的魅力。它的叙事情境、叙事结构和叙事语言都有精巧迷人的特点。     

《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小说在被埋了几十年之后重新成为文学上的经典。近年来,女性主义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结合产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是一种将文本分析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批评方法。本文试图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通过对小说的叙事声音、叙事结构和叙述视角来探讨赫斯顿作为女性作家为表达自己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而采取的叙事策略。     

王安忆小说的自诉型叙事方式分析

1986年之后的王安忆小说转向自诉型叙事方式,以散文化的笔法把叙述人的主观感觉渗透到叙事的各个角落,营造了一个以上海弄堂文化为中心的女性世界.自由转述体的大量运用为其主要特征,本文从直接引语的完全消失、叙事人称和视点的多重转换、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理想接受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自诉型叙事方式的特点以及王安忆在叙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话语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