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传播中"国家安全理念"的缺失与重塑

网络文化传播对国家文化、信息和社会的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文化传播本身具有无序化、难控制、"自由化"等特征,加上对其在国家安全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缺乏认识,我们的网络文化传播正面临着国家安全理念缺失的严重问题。有效维护网络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安全,当务之急是应积极重塑网络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安全理念。     

文明冲突与中国传播"软权力"构建

一国的传播实力是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指出,中国对外传播当前面临着国家利益冲突,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隔阂这三层"文明的藩篱",要突破这三层"文明的藩篱",需要对传播策略与传播内容进行改革,而更深层次的变革,则来自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重建.     

从"感觉结构"到"文化唯物主义":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批评逻辑

本文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分析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逻辑。威廉斯以社会经验的考察为基础,研究"感觉结构"与社会意识、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涉到"社会结构"、"文本结构"、"社会秩序"等发展动态。"感觉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通过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他将"感觉结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从"感觉结构"到"文化唯物主义"的演进呈现了威廉斯文化批评理论发展的总过程。     

"国家"与"文明"辨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组织形式,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器.国家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组织,政府本来就是服务于国民的,但是当国家被皇帝用武力占为己有后就成了他的王朝,政府也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改朝换代只是江山易主、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灭亡.社会分层是自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为划分的社会层次也并非只有按财产划分的阶级一种,形成国家不等于进入阶级社会.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态,文明只是文化的精致形态."国家形成"不等于"文明起源",国家的起源的途径是多元的,文明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序列和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都具有"中国特色".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因此,解决"三农"的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民族认同"问题的困境是如何实现既不能通过民族的"同质化"来强化"国家认同",又不能因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削弱"国家认同".为此,本文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入手,分析"民族认同"问题困境的原因,思考建构公民化国家(社会),探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的路径,即在承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的国情,通过诸如:深化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改进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整合民族意识、提升民族素质;不断发展民族地区文化和教育等途径来达成.从而,实现发展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缩小民族之间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差距,培养民族团结的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强化"国家认同"感.     

"一带一路"与大庆精神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要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通过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投入与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等,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一种复杂化、差异化、精细化和国别化的传播大战略.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具体的代表性文化和精神做起.     

论中国的"文化大国"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失去了固有的涵义,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边界正在被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加剧,国家文化主权的主体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文化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与文化霸权主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它以否定和排斥"他者"为前提,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他者",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他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威胁.中国借鉴了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确立了建设"文化大国"的国家总体战略与相应的国家文化战略配套系统,力争在文化原创能力、文化综合国力和国家文化管理能力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最终建设世界文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英尼斯的传播偏倚观与西方文明危机

传播的时空偏倚性最早由加拿大学者英尼斯提出,在西方传播学界有着开创性意义.他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并通过对媒介时空偏倚性的分析来探讨传播媒介形态对社会组织形式、知识垄断和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媒介对空间的偏倚促成了知识垄断的形成,并加剧了权力的集中,最终导致对文明历史纵深感的削弱.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传播秩序引发了有关后殖民文化的思考,英尼斯对传播偏倚及其对西方文明影响的思考无疑有着新的时代意义.     

论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城市文化建设

按照国家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长株潭城市群的文化建设,要将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与现代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相结合,选准主攻方向,如长沙主攻科技、影视、休闲文化,株洲主攻炎帝文化,湘潭主攻红色文化.     

论"四位一体"建设视域下的文化工程认知

"四位一体"建设实践的主要模式是"社会工程";社会工程与自然工程、社会技术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四位一体"建设的主要模式之一文化工程的认知的基本要素包括文化工程的主体、客体、手段;文化工程的根本目标;人的发展与文化发展是互为前提;文化工程的调查研究方法:文献法、问卷法、访问法.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什么"和"怎样化"

"化什么"和"怎样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在"化什么"的问题上要提出具体化的内容设计,按照"要精要管用"和"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做好文本选择工作,做到明确标准,有所选择,突出重点,列出"菜单";在"怎样化"的问题上要转变思维方式,变以往的"灌输"为"传播",大胆借鉴文学传播、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影视传播等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实现传播方式多样化.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克己复礼:当代"礼"传播走向的社会学考察

当代"礼"的传播,在表征上存在失序的状态,认知方面的异化与西化的倾向较为突出。中国人知"礼"传承在教育层面仍处于摸索前进的进程中,全盘复古儒家理想化生活缺乏可行性,取法于西方文化行不通,也缺乏文化自信。礼的复归关键在于时代化的重塑。以愉悦的意义输出方式,结合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营造多样化的传播形态,以示范、教育为主,不生硬,不强制,内容上尽量去繁就简。内化于心,塑造"养之成德"的伦理秩序;外化于形,强化"齐之以礼"的社会管理;物化于情,夯实"礼尚往来"的社会联结。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新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践行

新媒体意指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形成的复合媒体形态,新媒体的数字化生存集新技术手段和新信息场于一体,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交互模式和思维定式。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基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体层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以多样性与主导性的辩证关系和相互转化,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由宏观向微观、理论向实践的交叉渗透和交互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与践行的数字化生存,借助新媒体技术手段"意义在场"的符号化呈现与新信息场"虚拟与实在相结合"的赛博空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基因、精神内涵、气节风貌的数字化表达,促进传播与践行的共识凝聚和物态化转换。     

论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全面引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就开始成为中国传播学者追求的目标,并作了长期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然而,目前文化传播学研究仍存在理论概括不够、缺乏科学理论体系等问题.文章旨在对文化传播学进行深入探索,提出文化传播的新概念以及传播"四要素说"这一全新理论体系,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对文化传播学进行系统的阐述,其中"文化传播比较"、"跨文化传播研究"等内容是文中极具价值的部分.     

和谐文化大众传播新载体初探——以南京"市民学堂"为例

大众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更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各类文化讲堂是传播和谐文化的新载体,其传播和谐文化的成功实践说明:传播和谐文化要把满足受众需求作为出发点;要抓住培育和谐文化精神这个核心;要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和方式方法.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推动传播手段创新,有助于和谐文化的理念与价值观念广为流传,掌握影响人心的话语权.     

中国新闻传播60年的"规律自觉"与"实践境界"

我国新闻传播的发展是紧紧依附于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兴则新闻传播事业兴.本文首次提出在新闻传播方面"规律自觉"与"实践境界"的概念,并试图以信息公开、舆论引导、民生新闻、开放意识和媒介自律来概括和诠释6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的"规律自觉",用"政权意识"、"主旋律意识"、"自由意识"、"公共意识"来概括中国新闻传播的经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