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论剑”与“康党”吊诡——“大陆新儒家”反思

在成都举行的"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虽冠以"首届"、"两岸"等字样,却名不符实,因为此次"会讲"是围绕着大陆独家参会的"康党",因此不能代表"大陆新儒家"的"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为"的实质性主题所展开的辩难,故无论"会讲"还是"康党"都呈现其吊诡性。反思表明,陈明的公民宗教,经过十数年的吊诡,终于借助新康有为主义,成为宗教性的货色。问题表明,儒学复兴,前途坎坷,无所不用其极的体制化儒家,足以饰褒莹众,遮蔽儒学之真。故以"草堂论剑"映射的问题来反思大陆新儒家,为当代儒学研究必有之义。     

“结盟康党”与“贼儒合流”——“大陆新儒家”反思

儒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舛难之学,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家"出,儒学又开始了新的舛难。在反思的意义上,本文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概指"康党"。"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为思想纲领,把对岸的港台新儒家视为"心性儒学",而把"大陆新儒学"标榜为"政治儒学",使其机会主义的功利化政治价值取向愈发彰显。应当认为,以"新康有为主义""结盟康党","贼儒合流"而步康有为后尘,给当代的儒学复兴带来了毁败之舛难。职是之故,反思批判"结盟康党"而"贼儒合流"的"政治儒学"及其儒学宗教化,实乃应然之学术工作。     

“即用儒学,投机见体”的“大陆新儒家”——由“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所引发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引发出当前大陆儒学发展的一些问题,通过此次"会讲"可以看出以陈明为首的一些"大陆新儒家"的功利性用心。进一步,我们试图通过陈明先生的"即用见体"理论,发掘这些"大陆新儒家"功利主义的理论根源,揭示其"即用见体"是一种粗陋的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这种歪曲利用、变相否定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理论方式,将会把儒学发展的带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当代中国政治儒学批判

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对孔子儒学以"正名"为宗旨的"春秋大义"的异化,最终与"康党"的"新康有为主义"走向合流,标志着"政治儒学"已经走向"堕落"与"终结"。究其原因,在于蒋庆与"康党"不懂孔子的性命之道,舍"内圣"而求"外王",以儒学为干政的工具。故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应当回归孔子儒学的性命之道,对儒学史进行正本清源,以儒者的修身立世风化社会,真正将儒学复兴于儒者的现实生命与社会生活之中。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反哲学的“康党”及其正本清源

"康党"以"大陆新儒家"为名义而自居。以"新康有为主义"的"政治儒学"及"儒教"面目集体亮相,反对近代及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回到"传统",罔顾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现实。而其立论根据则是崇"经学"抑哲学,从而陷入吊诡之中。康党于经学犹重《春秋》,罔顾其他经典,尤其是《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的作用。本文认为,儒家当务之急并非忙着"创教""干政"而要首先以《易经》为首实现儒家自身的"正本清源",否则仍将陷入罪丘的历史怪状与循环之中。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当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杜维明

杜维明先生是继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的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80年代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海外学者之一。从其对儒学观、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的思辨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代新儒学的动向,以及杜在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

"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儒学持续发展动力的做法,对于解决"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危机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及其局限

儒学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对宋明理学评价过高的倾向.宋明理学淡化乃至贬斥儒学精神中的"外王"意识,仅仅在"内圣"的基点上,片面地发展了儒学精神,由儒学的"内圣"衍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在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其根本性的局限不仅使自身丧失了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而且对社会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心性儒学”中心性与治道的互动——虚与实的辩证

当代儒学中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表面上看,是儒学中的孟子道路与荀子道路之争。但由于荀子及其公羊后学的现代继承者所阐述的"政治儒学"存在着内在矛盾与根本缺陷,并残留着自标的"贤能"、其实不过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对普通公民无根据的优越感,以及对普通公民养成独立、自主健全人格的忽视,这一论争远未达到"孟荀之争"的高度。就目前来看,心性儒学所内涵的"虚"与"实"的辩证与互动,即"虚以控实"和"实以显虚"的两往还,是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代表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纪念牟宗三先生逝世20周年特辑专栏

今年适值当代新儒家的精神领袖、儒学大师与最杰出的中国现代大哲学家牟宗三先生(1909-1995)逝世20周年,同时也是方克立先生发起、推动并和李锦全先生一同引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30年,欣闻台港两地均将举行国际学术盛会来纪念牟宗三先生,深圳大学是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本刊一向关注此项研究,此期邀约到台湾著名学者李明辉先生和李瑞全先生关联当代诠释学研究牟学的两篇大作,同时从来稿中选取两篇大陆青年学者分别从形上学的"境界"论与中国现代佛学个案比较的视角研究牟学的力作,特辑为一组纪念牟宗三先生的文章,在"当代儒学研究"栏一并刊出,以飨读者。垂请关注!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