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变通实施权的本质与制度完善

《刑法》第90条确立了刑法变通实施权,学界对该权利存在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对该权利性质认识不清。《刑法》第90条是立法者综合考虑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平等理论政策及立法质量三方面因素后作出的规定,其受权主体有明显的特殊性。法律变通实施权在确立之初的性质是地方立法权,此后法律变通实施权中的一部分开始向立法自治权转变,但刑法变通实施权一直未做改变。将刑法变通实施权调整为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单行刑法来解决刑法变通实施问题是一种新的思路。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两年来的回顾与思考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反映了人们对刑事司法民主性、公 正性的追求和愿望，导致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诉讼法制现 代化的进程。但实践与立法本身仍有较大距离，刑事诉讼法的严格实施尚未完全变成现实。同时， 司法实践也反映出刑事诉讼立法仍然存在缺陷，需要加以完善。重新认识程序法的价值，在实践中 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     

论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中的法律变通——以蒙藏地区议员选举为例

张勋复辟被平定后,民国恢复,第二届国会选举工作开始.鉴于蒙藏等民族地区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民国政府沿用第一届国会的方式,从选举方法、选举名额、选举资格限制等诸方面对该地区选举工作进行法律变通.系统研究这些法律变通规定的制定背景、内容及变通原因,对于深刻认识民族地区参加国家代议机构情况、建构和谐统一的多民族现代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加强民族法律清理促进民族立法和谐统一

法律清理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体系自身科学、统一、和谐,如期实现立法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法律清理工作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民族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为完善民族立法,应加强民族法律清理工作,建立科学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及时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不同法律授权的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应条款彼此协调,保证民族自治立法形式上的统一。     

技术侦查行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立法具体化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技术侦查行为时应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侦查理念、转变侦查模式、坚持正确的权力行使原则以实现在侦查程序中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谈民族立法中的变通规定与补充规定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权根据当地民族的特点,制定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如何正确有效地行使这一权力,则必须对制定变通与补充规定的指导思想、法律依据及应遵循的原则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为我国的民族立法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试论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规定的法律地位及完善

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为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自治地方的自治法规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作为自治法规组成部分之一的变通规定、一直是民族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图为加强、完善民族立法、健全民族法制作有益的偿试.     

地方变通立法的法律界限与冲突解决

地方变通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地方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地方变通立法符合宪法“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精神，是国家立法权行使的特殊形式。地方变通法在法律位阶上应当被界定为地方性法规，但其在立法权限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在授权的范围内对上位国家法律予以有限度的突破。地方变通立法应当恪守原则性法律界限，即不得变通宪法规定，不得突破改革创新实践需要，不得涉及法律绝对保留事项，不得突破必要限度的法制统一原则，不得超越授权的特定地域范围。在变通法与被变通上位法的法律适用上，“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效力优先原则居于第一性，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优先原则居于第二性，即变通法只有在不与被变通上位法原则性内容相抵触的情况下，才可以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在变通法与被变通近位法的法律适用上，被变通近位法即部门规章被优先适用的理由难以证立，应当优先适用地方变通法。     

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其解决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刑法与习惯法之间不是单方面的排斥与压制关系,而是竞争与博弈的互动关系。民族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刑事立法、司法和民族刑事政策的制定,迫使基层司法人员凭借政策与经验小心翼翼地游走在两种规则的边缘。由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进行变通立法,是解决习惯法与刑法冲突的唯一法律途径。同时,应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法律监督委员会作为平衡二者冲突的主体。     

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合宪性探析

宪法被奉为“法律的法律”,普通法律应合乎宪法,依据宪法而定,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规定却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及其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却规定公检法机关要互相配合;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新刑事诉讼法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立法中的实体内容与刑法理论及刑事立法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既有刑事和解概念和范围的冲突,也有法律效力的冲突,这些冲突妨碍了刑事和解的适用。为了保障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应对刑法进行修正,将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作为定罪量刑和行刑的情节,形成刑事一体化的刑事和解立法体系。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保护的法理思考

文章从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法律保护现状、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立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法理思考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有效地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进行法律保障的问题.     

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变通行为的内在逻辑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变通行为的动力原则是司法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而这种行为惯习又来自于政法体制，即来自于以法律的治理化为原则的权力场域。一方面，政法体制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变通的行为惯习；另一方面，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反过来又建构了这种政法体制。正是这种特有的司法场域运作的逻辑导致了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任意变通现象，要改变这种任意变通的现象使得民族地区司法实践规范化，必须重塑民族地区司法场域的结构和运作逻辑。     

二维视域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我国在立法分权层面对"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作出的制度性安排,能使国家基本法律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笔者运用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法学资源重组、整合,剖析该制度设计的机理,说明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模式的合理性.     

得与失: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议题述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立法工作已告完成,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界的首要议题已由探究合理的立法方案转为拟定细致的贯彻实施对策。从长远看,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得与失都将对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理性剖析其间的制度创新和立法缺憾不仅是理解新法条文的必经过程,而且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变的宝贵契机。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衔接

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本着强化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精神,在相关制度上作了积极的改革.不过,该法中有些与刑事辩护相关的表述或者不够明确,或者与现行刑事诉讼法之间不够协调.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充分考虑这些问题,以确保新律师法与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能有效地衔接.     

再论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讯问方面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以及关于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新规是立法者在遏制刑讯逼供、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方面,一次法律制度上的完善.法律制度层面的完善无疑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但刑讯逼供不仅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一种行为和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无疑还会受到法治传统、文化背景和人权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站在法律制度视角之外,以社会文化视角再看刑讯逼供,对于更深刻地认识刑讯逼供,以及评估新规的作用和可能的局限都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民族法律资源促进西部地区开发

民族法律资源可以促进和保障西部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国家对西部及民族地区投入的兑现,保障国内外资金和技术进入方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要克服我国现有民族法制体系不够完善、民族地区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和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的不利因素,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充实我国民族法律资源,贯彻自治法、用活自治权,严格执法、强化监督,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提高民族法律意识。     

论桥头堡建设的法制保障

桥头堡建设作为我省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实施涉及国家权力的配置,行政权、司法权的运用以及相互关系。在我国宪法及行政法等现有制度框架下对我省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进行法制设计,运用长期以来宪法、法律在我省多民族地区实践的理论及成功经验,提出一个具体的法制保障的方案,包括立法方案、执法方案和司法方案并对其进行论证,是我省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构想

宽严相济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对我国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在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的改革中贯彻和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