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国际投资头寸表之比较及启示

国际投资头寸反映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产负债的存量关系,是分析一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工具.中国在国际投资头寸统计上起步较晚,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并导致一些模糊认识.为此,将中国与日本、德国和美国三个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头寸进行国际比较,对中外巨大差异及其原因的分析表明,中美经济失衡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上,中国有理由和有条件加快改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进程.     

中国经济究竟缺什么（等6则）

【中国经济究竟缺什么】陈淮在《中国改革》（２００１年第９期）上发表如题文章认为，中国经济不缺投资者，缺的是能够大规模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的创新者。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证券市场吸引投资，当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投资的资金总量已经不少，问题的关键是，大量投资形成的资产正在处于低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使用状态。人们正在冥思苦想如何发育战略投资者，如何刺激投资增长。中国不缺改革措施，缺的是推动改革的市场化力量。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的方向也是很明确的。问题是，在国有经济内部能不能产生出…     

美国金融危机的转嫁与中国的风险防范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中国将面临被转嫁危机的重大威胁.其原因不仅是美中经济紧密相连以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向他国转嫁经济危机是美国的惯用做法,并且美国早有向中国转嫁金融危机的想法.其转嫁途径主要是通过胁迫中国继续向美国借债来摆脱危机,通过衍生金融工具等手段套取中国资产,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稀释美国债务,以及通过美国进口企业"赖帐"转移危机损失.因此,中国必须重新评估对美外汇投资资产的用途,停止对美虚拟资产的投资,考虑用外汇扶持出口型企业的发展,保留对美金融市场开放领域,打破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促进内需扩大和经济转型.     

中美官方语言中国家角色、归属感与地位问题的研究

中美官方语言中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国家角色定位和思维定势,如中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历史的联想思维,而美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抽象的理论思维.美国在人权问题官方语言的表述上体现出了美国历史上的"美国超越论",是"美国梦"理想主义抽象思维在外交政策上的延伸,也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国家角色的体现.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反对外国入侵的历史观,也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负责任大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角色的集中体现.卡特总统的著名人权外交演说与中国的人权报告体现了两国在国家角色、思维习惯和地位上的明显差异.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国际投资与海外利益维护

世界经济一体化致使国际投资成为当今趋势,中国也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向海外延伸,海外利益问题愈发凸显,如何有效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与世界关系的重大问题。国际法作为规范和调整国家间利益的重要法律形式,能够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提供合法性依据和制度保障。本文以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为例,分析中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面临的海外利益风险,以期为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海外利益维护提出可行路径。     

海外投资的那些坑

正美国的别墅价格只有中国的几分之一;25万欧元购房移民希腊,一家三代获欧洲申根绿卡,欧洲度假胜地投资房可租可住,永久产权世代相传;海外买股权,等着上市大赚一笔……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外资产配置"看上去很美",但是除了政策、法律法规、语言、汇率等显而易见的风险之外,海外资产配置对资金实力及投资专业知识的要求都很高,并非如你想象般美丽,有许多需要避开的"坑"。     

我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者投资策略优化

资本市场长期投资者投资策略的优化是长期投资者培育的关键。针对目前长期投资者投资理念较为模糊、行业配置分布不均等多重阶段性特征,可以借鉴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理念,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以及责任投资,保持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倾向创新行业的行业配置、合理调整资产组合的持有周期、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投资策略。     

台湾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湾对海外直接投资激增企业的国际化最早始于发达国家。现在代表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后开发国的企业大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台湾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最早始于1959年，但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才明显地加快了速度，1988年台湾的对外投资超过了对内投资，使其成为纯资本输出地区。台湾的对外     

资本成本内涵诠释及其运用分析

资本成本是投资者的最低预期资本投资收益率,其本质是投资者的资本机会成本,它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企业要合理运用资本成本,真正理解资本成本内涵;注重并提高投资项目评价方法和贴现率的选择及估算的科学性;实现持续的企业价值增加值,积极吸引机构投资者,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日本外汇市场平衡操作与美国“长期利率之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文章对2000年到2004年日本外汇市场平衡操作与美国长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联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日本外汇市场平衡操作对美国长期利率的影响是暂时性的且其影响力度沿驼峰形态趋势曲线下降;除资产组合平衡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外,在对美国长期利率受日本外汇储备投资影响而形成的下降规模和时间长度进行解释时还应考虑诸如噪声交易者、从众心理、货币政策立场、投资者信心和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等因素。通过研究日本当年利用外汇储备投资美国国债给美国长期利率带来的影响,为次贷危机后面对巨大本币升值压力和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与历史借鉴。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开始发布的住户部门流量金融资产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ECM模型分析我国居民家庭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居民手持现金、存款和股票的财富效应不显著;债券、保险资产存在负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因此,在促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效率,稳定投资者预期,并尽快完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体制,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开放式基金赎回行为研究

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我国开放式偏股型基金的赎回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的净赎回率与当期分红和基金规模负相关,与上期分红和基金市场净申购率正相关,而与基金收益率、波动率和股票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分位点处的表现不一;我国投资者在基金赎回行为过程中考虑了资金成本因素,"反向选择"现象并不明显。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探讨——政治经济学视角

中国入世以来,中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逐渐突显出来,美国各界将贸易不平衡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制度,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并纷纷要求政府敦促中国采取行动,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使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美国各界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种种论断是荒谬的,国会议员不断逼迫人民币升值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权威地位的政治考虑。     

中国证券市场的企业资产重组模式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通过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方式 ,吸收外部资源 ,扩大企业经营规模 ,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应坚持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企业产权结构选择不同的重组模式。这些模式包括存量资产剥离型、原续主体控股型、授权经营型、借壳上市型以及收购兼并型。在确定资产重组模式选择的同时 ,还应完善各种配套措施及政策 ,如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投资银行体系和创造良好的资本运营环境等。     

美国金融危机压力的来源及其对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启示——基于MIMIC模型的实证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其关键又是防范金融风险,包括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抵御国际性金融危机传导所带来的外部冲击."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至今还在持续影响着部分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2015年底开始的美国第六轮加息周期和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次贷危机为背景,基于MIMIC模型对2005—2016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压力进行了测度,找到压力的来源为外汇储备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三个方面,进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最后从三方面提出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对策和启示.     

外资进入中国传媒业态势与政府规制创新

入世以来,中国践行承诺,不断探索调整外资准入规制,逐渐开放传媒业,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但是,外资的逐利性冲击着国内规制体系,而外资准入规制制度明显供给不足,缺乏完善的预警机制。面对外资进入传媒业的正负效应,国家有关部门应完善以传媒投资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传媒产业规制体系,并以积极的传媒规制迎接外资进入的挑战。     

向农村直接投资与农民增收问题

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增收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财政补贴,鼓励国外或城市企业向农村直接投资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有效途径。这不但有必要性,且有可行性。政府的作用是鼓励对农村的直接投资,通过基准垄断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过小的政策扶持力度不能实现这个目的;而过大的政策扶持力度只会导致国家财政流失。企业竞争和技术扩散虽然有利于扩大就业,但是却容易打击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政策,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此外还应该尽力扩大内需,增加市场需求。     

影响策略联盟累积异常报酬的回归分析

近20年来,由于全球化思潮与科技整合的快速变化,各国企业纷纷寻求各种降低风险及增加营运绩效的策略,其中的合资及策略联盟形成热门话题,而合资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使得策略联盟形成企业发展的主流。针对中国台湾地区2000—2005年宣告策略联盟的厂商进行回归实证分析,希望了解到各变数对联盟宣告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经理人持股比率与经理人持股比率平方值产生显著现象,证明经理人持股比率多寡有助于投资人在联盟宣告后获取异常报酬。     

清季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

陈兰彬是消季首任留学生监督和首任驻美公使.在走出国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既表现了传统士大夫的保守和对世界大势的隔膜,其又在忧患意识与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在中西交往的最前沿做了一些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     

Her earnings: Exploring variation in wives’ earning contributions across six major Asian groups and Whites

Previous research on understanding race-ethnic differentials i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contributions by married women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Blacks, Hispanics, or Whit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variations in wives’ earning contributions as measured by wives earnings as a proportion of total annual household earnings among six Asian groups, Asian Indian, Chinese, Filipino, Japanese, Korean, and Vietnamese relative to native born non-Hispanic White. I disaggregate the six Asian groups by their ethnicity and nativity status. Using pooled data from 2009–2011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the findings show significance of human capital, hours of paid labor market engagement and nativity status. There is strong and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husbands’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supply with wives’ earning contributions suggesting near universality of male-breadwinner status. Notwithstanding the commonalities, there is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versity. While foreign born and native born Filipina wives despite their spouses’ reasonably high human capital and work hours, contribute one of the highest shares,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for the Asian Indians and Japanese. For foreign born Asian Indian and to some extent Japanese women, their high human capital is not translated to high earning contribution after controlling for husband’s human capital. Further, nativity status impacts groups differentially. Native born Vietnamese wives contribute the greatest. Overall,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relevance of employing multiple conceptual frameworks in understanding earning contributions of foreign and native born Asian wives belonging to the six Asian groups, Asian Indian, Chinese, Filipino, Japanese, Korean, and Vietnamese.